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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吳子文

詹宏志在台灣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除了是知名的愛書人之外，也是台灣許多領域的「開路先鋒」，包括他曾一舉將多家台灣重要的出版社整併為城邦出版集團，打造了全台規模最大的平面出版王國，他也曾創辦台灣第一家中文網路原生報《明日報》，並成功開拓了PChome入口網站的電子商務業務，成為台灣最大的線上購物網站，凡此種種都是詹宏志在商場上所立下的顯赫戰績。

今年春天，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詹宏志在台大新聞所開設了一門名為「網路傳播實務」的課，我有幸旁聽了這門課，同時藉著地利之便，專訪了詹宏志老師，請他分享台灣出版業的成功經驗，希望能夠對馬來西亞出版業有所啟發。

問：為什麼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可以成為亞洲中文出版業的一個重鎮？

答：台灣比較蓬勃的的圖書出版是到八○年代才開始，如果我們回頭去看台灣出版社登記的歷史，1974年是一個起點，就是沈登恩的遠景出版社成立的時間。台灣在遠景出版社出來之前，經過一次政權轉移和戰爭，我指的是日據時代變成國民黨時代，那是1945年之後，日本人離開，整個台灣有一個全新的轉變，本來本土的出版以日文為中心，改成以華文為中心，當時候用漢文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整個日據時代的基礎被毀壞掉，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又對出版的內容有它自己的看法，所以很多台灣原來熟悉的東西後來都退到第二線。

1949以後，國民黨失去整個中國大陸，所以中國大陸原有的出版基礎在台灣也沒有了。1949年很多公司來到台灣是稱為「復業」或「重建」，像商務印書館，在台灣當時就重新以台灣為中心做台灣商務。中華書局、正中書局、開明書局，這些全部都是原來在中國大陸，以在上海和北京為主的出版社，來到台灣重新做出版。做什麼出版呢？它們沒有新的東西，只是把過去在中國大陸出過的書拿來重印，只要這些書不抵觸國民政府的政策。

有些作者因為人在中國大陸，後來可能在中國大陸做官，所以這個時期出版的書有很多作者的名字被隱去，在台灣不再可以聽到馮友蘭、梁漱溟的名字，很多著作失去了作者。這個時期這樣的出版業在台灣扮演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供應者，所以1974年以前台灣本土的出版社，而不是從中國大陸移過來的出版社，是非常少的，少數成功的例外是皇冠，還有國語日報、東方出版社，這些出版社你大概十個指頭就數得出來，是不多的。

可是74年遠景成立以後，台灣就產生了一波新出版社成立的風潮。沈登恩本身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他不是一個在大戰以前出生的人，他是戰後出身的人，他沒有經歷過日據時代，他也不是出生在中國大陸，然後移民到台灣來，不管他是本省外省，他都是在台灣出生的人。後來出版社有很多這樣的人，戰後出生，全部的經驗是以台灣為中心，受的是台灣的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七○年代下半段就有各種出版社出來，八○年代台灣就進入了出版的黃金時期。

問：這股風潮是因為遠景所帶動的嗎？還是整個時代的因素？

答：原來的一代是有困難的，譬如說我父親那一代你要他做中文出版是有困難的，他所熟悉的學術的、文化的語言是日文，他也有漢文的基礎，但那是個人的基礎，不是時代的條件。從讀者的觀點來看，一直要到遠景出版社的那個時期，台灣用中文讀書的閱讀人口才來到了一個新的、普及的狀態，連出版者都是，出版者也是戰後新生代，閱讀者也大概都是，他們沒有經歷過日據時代，沒有經歷過國共對抗的戰爭時代。經濟條件當然也是，因為到了七○年代，台灣經濟已經開始起飛了。台灣從1957年開始經過長達十年的進口替代，出口能力開始超過了它對國外進口的依賴，這被視為台灣經濟起步的一個起點，所以七○年代來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富裕的時代，八○年代是更成熟。

八○年代很多社會力量已經開始出來了，但是政府對出版的控制還是很嚴格，影響力愈大的媒體控制愈嚴，所以對電視、電影、報紙控制得很嚴，但對雜誌好一點，對圖書是幾乎沒有能力控制，因為圖書太分散了，影響力比較小。所以台灣在八○年代出版上的百家爭鳴最早是發生在圖書出版跟黨外雜誌上面，是書跟雜誌，而不是受到嚴格控管，而且資本依賴比較重的報紙跟電視，所以是先從那裡爆發了台灣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你看到的現在的力量的延續，所以八○年代以後，台灣整個社會力開始爆發後，出版就同樣的顯現出來。

各種政治經濟的改革、言論自由的衝撞使台灣在亞洲地區華人世界裡頭是特別有空間的。香港在當時相對來講是一個言論最自由的地方，所以它也曾扮演過這個角色。七○年代的時候，我們在台灣要讀到比較特別的書，都要買香港出的書，台灣的知識界是會去買《明報月刊》、《七十年代》來了解台灣人自己、了解整個華人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局勢，主要都是透過香港的知識份子來領導。但是八○年代這個情況已經有點顛倒過來了，因為台灣有一個比香港更容易發揮的文化環境，教育很普及，整個是中文的教育，中文的水平普遍是好的，這個社會沒有像香港那麼強烈的商業氣息，八○年代台灣還有很強烈的社會主義氣息，它有文化上的空間。

另一個重要的條件是人口的基數，台灣的人口基數一直是維持在香港的四倍以上，這個空間對文化出版是很大的關鍵，所以說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這句話要稍稍的加一點註解。從人口的觀點來看，台灣不大，但它並不是非常小的。馬來西亞是個兩千萬人口的地方，也不是很小，雖然可能比泰國和越南小，但兩千萬人口在世界上並不小。歐洲國家的文化在國際上非常強勢，但它們並不是非常大的國家，英國可能是全世界出版最強的國家之一，它是個四千萬人口的地方。歐洲最大的是德國，兩德統一後它們有九千萬人口，比印尼和日本小，法國只有六千萬人口，義大利也是差不多這個數字。如果你走到文化很發達的北歐國家，沒有一個國家超過兩千萬人口，所以台灣這個大小從人口來看，在文化發展上是個中小型的國家，並不是一個小型的國家，它有一點點空間可以有基礎，但是要有很深的基礎可能不容易。

台灣的地位在華文世界比較起來大概是這樣，台灣是一個一年可以出版四萬三千種新書的地方，這個在人口數上看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我們做個比較，日本是一個一億兩千萬人口的地方，是台灣六倍的人口，它一年出版的新書是六萬種，是台灣的一倍半，人口是六倍；中國大陸一年大概出版十萬種新書，它的人口是台灣的六十倍，出版的書種是台灣的兩倍半；美國是一個台灣人口大約十倍的地方，它出版的書種一年是十萬種，大概台灣的兩倍多。所以如果針對人均新書出版總數（new book title per capita），每一個人所可以分到的出版總書，台灣是比美國、日本、德國這些國家都高的，但是輸給了英國和荷蘭，是全世界的第三名。台灣在亞洲地區出版的蓬勃算是很特別的，我看它的發展過程有幾個特色，因為它有過一點點社會主義思想的背景，這跟蔣經國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它不是一個只重經濟成長的國家，它的底層是對文化領域關心的社會，從上到下，不是只有政府，民間也一樣。

問：您說的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左派的思想？台灣曾經有過嗎？

答：台灣一直是，台灣有很強的對資本主義的壓抑，如果你只是看名稱，台灣以前那麼反共，好像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實不是的。台灣到今天為止還是相當壓抑商人和資本活動，一個總經理在台灣不可能拿他員工一百倍的薪水，但是在香港、在美國，那是非常常見的事，薪水拿最高的員工和工資最低的員工之間可以有很大的差距，這在台灣是不會發生的，到今天為止也沒有發生過。

另一個是文化上的因素，台灣今天的出版那麼發達是跟它過去受到的文化影響的來源特別複雜有關係。台灣是受過日本統治的地方，所以台灣一直有一個對日本的書的翻譯非常蓬勃的傳統，這在亞洲其他國家是沒有的，西方也沒有。台灣在戰後國民黨來台之後，其實是一個美軍佔領的地方，一直到七○年代有整整將近三十年美國的駐軍，跟日本的沖繩島是一樣的，所以它有很強的美國文化遺產，所以台灣也是一個對美國的書的翻譯非常熱衷而且強烈的地方。不要忘了台灣跟中國的淵源，民國38年後，台灣有一段時間重要的出版社是中國大陸搬來台灣重建的出版社，這個淵源沒有斷。僅止是這三個來歷，加上它本身的活力發展，它是一個有超過三個母親、各種文化互相衝擊的地方，所以書種多其實反映了這個文化的複雜性。

問：您談到文化的多元性，就讓我想到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的文化更多元，但是出版業就不太興盛。

答：馬來西亞的種族文化很多元，但是在政策上並沒有讓這個多元能夠顯現，天生的多元是受到了節制，如果它是一個自然而然能夠發揮的多元，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成分當然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它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創造力的地方。馬來西亞有馬來文化，而且馬來文化也不只是一個文化，馬來有那麼多文化。華人和印度人這兩個少數民族是來自兩個全世界文化遺產最豐富的兩個社會：印度和中國，所以這兩個文化如果按照他應有的活力在發展的話，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可是馬來西亞過去的政策並沒有要開發這些東西，只是讓這兩個文化可以比較溫馴，給你一點空間可以發展，但骨子裡是節制的、是不希望你發展的，這是跟台灣的情況不太一樣的。

（待續：下篇－－出版人要傾聽社會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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