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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剛從台灣回來的時候,有次在新年前後到獅城出差。飯局上被當地廠商誤認為台灣狼(人),撈撈聲中,一盤七彩魚生便七嘴八舌講足一盞茶時間,看他們沾沾自喜,一番豪情過後,結論只有一個:哼!你們台灣沒有是吧?撈魚生是100%新加坡獨創的年菜呢!
後來話題更延伸到燃放鞭炮的習俗,他們對政府當時實施的禁令似乎只感到淡淡無奈;詞鋒一轉,卻又展現“山不來我去”的精神,笑說簡單得很!變通就是力量,我們可以越過長堤到對岸新山去大放特放,燒個通宵達旦又何妨,還是可以讓新一代好好感受傳統新年的熱鬧氣氛!
那時,同行的台灣同事竟不醒目地泄了我的底細,多少引來一陣尷尬;我只好從嗯嗯嗯地靜聽他們“大話”新加坡的旁觀中抽離,開始有一句沒一句地加入“推銷” 大馬的行列。
我說馬來西亞也有初七撈魚生的年俗啊!
一位年長的老闆級人物隨即呵呵呵地打起圓場,說新馬本一家嘛,“撈魚生”的習俗兩地皆有;就像無孔不入的新年歌曲一樣,你說中港台都沒這般依賴咚咚咚鏘的歌樂來營造節慶氣氛的風氣,但卻不能說新年歌曲的形式就為新馬獨創。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新馬華人把中式的新年歌曲給成功移植到這裡,本土化後再加以發揚光大!我想“撈魚生”也是一樣的。
出身大馬的新加坡作家王潤華教授,曾多次撰文強調“撈魚生”雖被視為廣東菜餚,卻為新馬本土新創之作,與“海南雞飯”並列,做為海外中華飲食文化再創的實例。
前兩天與熟悉廣東飲食古風的知食前輩們共進晚餐,言談中提及這觀念,他們都頗有異議,認為粵人自古有吃魚生的習慣,而廣州過去更有冬至吃魚生的食俗, “撈魚生”一詞,早在清末民初已在廣州附近佛山南海的九江鎮盛行,說是本土新創,那未免過於斷言。
這讓我想起自己在吉隆坡吃“魚生”的經驗。童年愛吃的魚生粥,就是一碗明火白粥,配上一碟新鮮鯇魚片,上撒一把蔥段莞荽及薑絲,淋點麻油醬清,拌勻即可挾起生吃,或燙入熱粥裡熟成魚片粥來食用,這就是最芻型的“撈魚生”嗎?現在還保有這古意吃法的,大概就只剩茨廠街一帶那兩攤老粥檔了。
另種“岡州魚肉麵”,也是早年曾經流行一時源自廣東江門市的風味麵食,做法簡單,就是新鮮的鯇魚片,撈進燙熟的蛋麵裡,配上酸蕎頭,蔥段和薑絲,與蠔油拌勻來吃,而撈過麵條的魚片已經半熟,相當可口;有些人喜歡將魚片放入附送的一碗熱湯中燙熟,邊吃乾撈麵,邊喝魚湯。在已故本地食家李遠虹的文章裡曾一再提起,說茨廠街上的玉壺軒是當中的表表者,幾年前我就曾特地到該茶樓打聽傳說中的鎮店之寶“岡州魚肉麵加叉燒”,年近八旬的老闆之娘感嘆的說,現在的人哪敢吃魚生啊!說不衛生,早就沒賣囉!
“撈魚生”畢竟是廣東人吃魚生文化中的一個“變奏”,同桌的前輩們在說起原鄉九江的“撈魚生”時,馬上眉飛色舞,稱流行於新馬兩地的魚生其實不過是九江魚生的翻版,配料倒是大同小異,醬料則完全不同;本地以酸梅膏加桔子汁添糖水調成,口味比較重,而廣東一般的做法是淋上生抽,灑入白砂糖來調味,當然兩者都在配料及生魚片上鋪滿炒香的芝麻和花生碎。
我問:是新年期間吃的嗎?還是初七人日當天才吃?
他們的答案終於讓我放下心頭大石站到王教授那邊,畢竟將“撈魚生”與新年接軌變成一道年菜,是馬新華人所獨創!從飲食文化的觀點,“撈魚生”特別之處,是把廣東魚生和六朝以降流傳下來大年初七人日當天吃“七菜羹”祈福的風俗,給成功接合成現在的“七彩魚生”,這才是海外中華飲食文化再創的佐證。
知食前輩們這麼回答:就像魚生粥,全年都有得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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