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部落

Q說到深刻的部份，其實你很多片子裡的意象是很深刻的，像《河流》裡的河、《洞》裡最後的洞，還有《不散》裡整部電影的氣氛。我想問，這些意象有沒有任何一點宗教的傾向？

有。我的電影可能在這個時代是比較特別一點，比較作者論一點。人如其文，什么人寫什么文章，什么人拍什么電影。如果是一個商業操作，你可能看不太出來。可是我不是，我的電影不是市場為先。我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做這樣的事情，我就是自己最重要。我先做了什么，再來思考市場。所以我沒有市場的問題，我要創造自己的市場，最後當然就變成自己的平台了。所以我的作品很簡單，它非常個人標誌，有很多個人的樣貌在裡面，但都被掩飾掉。宗教也是其中一個。

在整個拍電影的過程，我當然是十年後才能去看這個事情。之前就是不斷在做，做到有一天，突然覺得，啊，電影對我來說不過是一個探索內在的工具。我們每一個生而為人，你可以渾渾噩噩地過一輩子，就為了賺錢，甚至連後悔都不會。可是最後，死了，也帶不走。可是你也可以不停地去問自己，為什么要這個人生？為什么有我？人生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我想所有作品都在提供這個東西，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作品提供你一個答案。好的作品都沒有答案。它是一道問題。那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深。我自己創作的方式是這樣。我自己其實有信仰。但我覺得那是一種信念，我不要說那是信仰，雖然我是佛教徒。我前年才變成佛教徒。但是我沒有被這個宗教限制。沒有人可以限制我。我只要它的好。所以我在我的作品裡面，多多少少投射了我對宗教本質的探討。比如說，我拍《河流》時，我就覺得我是在拍一個“人的受難圖”。人是來受苦的。

現在我可能不那樣覺得。因為你必須要承認，你不停在改變，不停在生活，在增加年歲。那個時候，真的覺得人是來受難的。為什么那么苦？1992年，拍了《青少年哪吒》之後，我看到李康生在現實中生了一個怪病。他脖子歪了九個月。中間有醫生宣佈他終生殘廢。他脖子歪得你們不能想像，演不出來，《河流》裡他大概只演了百分之六十。你就看到一個年輕人，不知道為什么突然間就病了。不能醫，不知道怎么辦。那個時候我是非常驚訝的。我經歷過親人的死亡，可是這么清楚的一個病在我面前發生，其實意思是一樣的：人是不能被控制的，你的身體也不能被控制。可是我們還在那邊吵架。還在爭東西、搶東西。我覺得這其實是宗教的觀念，它一定要讓你看到苦。像佛陀，他會變成佛陀是因為他看到生老病死，他看得很深，一下就看到了。現在的人，生老病死在你面前，沒有感覺，麻木了，因為看了太多戰爭片。可是現在我看到一個這樣的病，我有很強烈的感覺。所以，後來我拍完《愛情萬歲》，我就拍《河流》，就是要拍這個病。

那我不會單純只是要拍這個病。為什么會有這個病？我要問。當然，沒有答案。但我要追究，這個病跟我們的內在有沒有關系。其實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些見不得人的陰暗面。所以我要去看那個陰暗面是什么？比如說，父親這個角色是一個同志，所以人家說我在拍一個同志電影。我說我不是，我是在拍一個“人”的電影。同性戀在電影裡面，只是一個暗喻、比喻說，你有一個陰暗的東西在裡面。你不見得自己是一個同志你才會自卑，你可能腳痂了，你哪裡長得不美，你胖，你也覺得是你的陰暗。我們有非常多的社會規範、道德觀、價值觀在控制我們“人”。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俯視於這些控制，我們真正忘記了我們作為一個“人”的自由在那裡。

所以我一路這么拍，拍到《天邊一朵雲》，我稍稍覺得，有一點自由了。很好玩，如果要討論創作，我很高興我最後是做電影的。它非常有意思，因為它其實是限制你的，它就是一個框框，一個銀幕，跟我們的腦袋是一樣的。但它是一個工具，我們要透過這個工具追尋生命的意義，自由的意義。可是我們其實已經被它限制了。後來你會發現，也不是這個框框在限制你，是你自己在限制你自己。當然，是社會限制你。所以，脫衣服就是色情，那是一種限制。所以拍洗澡，你只能拍上半部，因為它有框框，所以很方便，胸部看不見，下部看不見，但看到最下部份的腳，證明你在洗澡。當你在運用這個素材的時候，就很有意思哦。你寫文字，你寫：在洗澡，讀者就想像──裸體，他不會覺得色情。“我在做愛”──ＯＫ，他可以想像挑逗。可是銀幕不能，在銀幕拍這些就是觸犯規條。所以你就學會了躲避。你明明要用它來看人，看人的身體，看人生，可是你又用它來躲避掉該看到的東西。所以，這種媒體，你是一直要去思考，你要怎么用它才是對的，發掘不完。

後來我就說，人有什么進步，幾萬年的人類歷史，沒什么進步，只不過樓蓋得更高而已。你的心還是沒有開闊，還是越來越多的包袱。到最後，人生不過是一場生意。電影也是生意，什么都是生意。電影的成功，意思是說：我賣過少錢。對我來說，浪費了這個工具。它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回到對人的價值來思考的話。所以我自己是很宗教性的。

Q你說到父親，自然就讓人想到苗天。你的《天邊一朵雲》在柏林拿獎，可是他在台北就過世了。他演了你那么多部電影裡的父親，結果在《你那邊幾點》裡面飾演過世的角色。你現在是用怎樣的心情來看待呢？

其實，我覺得我大部份都是看不透生死。我們很怕失去，每一次失去都有很巨大的失落感。所以我們要學習面對死亡。我自己覺得我有學習。苗天進到我的電影世界，也是他的最後幾年。很妙，我覺得人生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有因果循環，一定有因和果。可是你不知道誰是因誰是果。因為不知道，所以很有意思。

我看到苗天的時候，我已經在台灣從事電視工作。我製作一個電視單元劇，導演請了苗天，我一看到他，就很自然地去抱他一下。對他來說，他嚇一跳，因為他們不習慣被一個男的抱一下。我就說我喜歡長輩，是一種自然的表現。苗天也不是我的偶像，他是我尊重的演員。苗叔一輩子幾乎在演同樣的東西，都是胡金銓的武俠片，演壞人。他演的壞人都是有一點個性的，他自己說，他不演強暴的戲，不演床戲，他即便是壞，他也要壞得有個樣子，不是令人家唾棄的那種壞。所以，他在我的心裡自然有一種很特殊的形象，我就很尊敬他。他那時其實也退出電影圈、電視圈了，他覺得那個環境不好，比較無情。演完，我們變朋友了，我抱他，他就跟我講：蔡導演，你找我演什么我都演。後來我就找他演李康生的爸爸。一演就演了十一、十二年。

我跟電影的關系就是這樣，有一個因緣。但是我很高興，我其實在前輩的電影，不管是商業片還是藝術片，我吸收了很多東西。特別對胡金銓這樣的導演，我會特別覺得他珍貴。因為有一千部武俠片，可是唯獨一個胡金銓可以留到現在。表示說，這個人，在那個時代，他是個人創作，他只是在一個商業的架構裡拿捏得好。他追求一種個人的創作，他保有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素質，把電影提昇到一種文化的層面。這種人剛好是我走的路線，所以我覺得他是追隨的一種精神。所以，他的演員，本來已經不演戲了，到最後十年，卻跑到了我的電影，這是冥冥中的安排。

苗天一直在演父親的角色，演到《河流》，我覺得那是他的代表作。他一輩子也不會想到他會演《河流》，像李安在紐約去看《河流》，他就說：啊，夠了，對一個藝人來說，苗天有這一部就夠了。苗天在演《河流》時，是有很大的掙扎的。因為他的家庭不要他演這部戲，他自己也抗拒。可是我覺得，他不演，我就拍不下去。因為我希望從《哪吒》跳到《河流》，是這一個家庭。我去勸他。到後來，他接受，他就比任何一個人都放輕鬆，他就脫了。裸體洗澡，他脫了，他之前在武俠片是不脫的。還要跟陳昭榮做愛，跟小康自衛，他都沒有問題。甚至他在拍戲之前，他自己去了很多同性戀的酒吧做了很多功課。他不好意思讓我們帶他去。可是，他後來就生病了。《洞》他有客串。他開刀了兩次，我有點緊張。那時我已經決定要拍《你那邊幾點》，那電影是我找資金找最久的，找了三年，他就等著，他也知道我要拍。

第三年，一個一直支持我的電影的日本片商跟我說，蔡明亮，你不要拍《你》，沒有生意，一點市場都沒有。因為我的電影對他來說，多少還有一些市場，可是他覺得《你》沒有，因為那在講死亡。我那時手上有三個案子，我跟他說，我要你給我錢，可是我一定要拍《你》，不然我什么電影都拍不去了。我跟他說，我為什么一定要拍《你》，因為苗天等不及了。當你理解生命的自然的時候，你會知道死亡終究會來的。不然我會很遺憾。

後來終於要拍了，要去巴黎出外景。苗天的太太就陪他去。我的感覺，那個時候拍完，我蠻高興的。很多人問我，苗天在電影死了，你後面的電影就沒有這個成員了。我說很難說，可能他演個鬼又回來了。

我覺得老天對我是非常好的，它讓我拍《不散》，《不散》我覺得我是為這種有素質的電影從業員，蓋了一個謝幕的舞台，他在這個電影才真正的謝幕。一躹躬，完滿了，他走了。他後來就真的過世。

他過世前一個月，他不肯住院，他很固執，會從醫院自己出院。他覺得他要死在家裡。我勸他，我們都希望救他，多活兩年。結果我就陪他，哄他，他就去醫院，可是他一去就回不來了。他開始插管，他不能動了。這過程中還是一直溝通，他用筆寫，他好厲害，已經插了一堆管還能寫字。他最後的字說：我要回家，帶我回家。我就說，好，你可以拔管，你就回家。可是我要去柏林的前一天，他還是不能拔管，那時他已經不能講話，連寫字也不行了。可是他是看得到我的。他的意識清楚。我就跟他說，我們要去柏林了。我去柏林那五天，我不敢打回來，我很怕他隨時走了，結果最後一天有感應。得獎那天，我們去領獎，一票人穿了一身黑，我轉頭一看，我說，怎么大家一身黑？領獎，我就獻給他，我大概知道他出不來了。第二天，我早上六點就自然醒了，我平時不會這么早起，起來的原因是，很難過，不知道為什么很悲傷。可是也沒有想他會死。後來他們就說，昨天他們不敢打來，他昨天跟領獎差不多同一個時刻就走了。

所以我說，冥冥中，我們的因緣很深。你要苗天這種老一代的演員來理解我的電影，是很難的。可是他理解。而且幫忙我做到了很多別的演員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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