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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結社與詩
文/劉藝婉
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長路上,詩被視為雅道,詩社也就有別於一般文人結社。詩社的「江湖地位」高於其他社集,參加詩社,仿佛人品和文品都能獲得提升,歐陽光在《宋元詩社研究叢稿》裡就說:「對參加詩社活動的個人來說,他們從中不僅能得到友朋相得之樂,而且身預於某一有影響的群體(例如列名於宗派圖中,『九老』的稱謂等),還能使他們感覺到自身價值的被承認,產生強烈的榮譽感。」
詩社的活動形式從唐宋隨性的遊宴、吟唱,發展至元代,成了較正規的征詩活動。歐陽光的著作也說明,元代的詩社組織性較強,除了征詩或定期聚會以切磋詩藝句法,也訂定社規盟約,如此可凝聚詩社成員的向心力,加強文人的群體意識,集中傳達共同的社會理想和政治需求,而社員的美學觀念也容易達致趨同,形成詩歌流派。
所謂的征詩活動,即仿照科舉考試的形式,向各地詩人征求詩作,應試詩作必須糊名,社主或具名望地位者受邀評比作品的優劣,列出名次並給於獎賞──這相當於今日的文學獎。
像征詩或相聚評比這樣的詩社活動,能夠讓詩歌創作與批評互相督促,對文學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張伯偉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也指出:「創作的發展促進了批評意識的自覺,而批評意識的自覺又反過來促進了創作的發展。」
我嘮叨轉述了這一大串別人的研究成果(或姑且稱之為我的讀書報告),無非是因為本地一眾華文詩人的自嗟自嘆或自輕自賤讓我憤慨。他們或是埋怨詩在今時今地不如在中國古代受重視(部分怨言見劉育龍〈詩的傳統〉,《東方日報》東方名家,2006年7月25日),以為詩創作曾經興盛及大眾化,卻無視(識?)話語權(正統文學史的書寫者是佔人口少數的士大夫或普遍不識字的草民?詩真的是雅道嗎?)、政治力量(從最早的文人群體曹氏父子以至歷代帝王)、制度(某些朝代的科舉考試)等等對詩發展的干預或影響,以致產生文學史「假象」;或是合理化自己的墮落,不像詩社也不像沙龍(關於沙龍的歷史發展也可以寫一篇讀書報告)的「週末沙龍」,其表現已經說明這一點。
怨天尤人或吃喝玩樂都無助於詩歌創作與批評的發展。詩從來就是小眾的,認清這一點,牛角尖就可少鑽一些,頭髮就會少脫落一些。余光中在二十五年前就說過了:「如果我的詩能『小眾化』,我也就很高興了。所謂大眾化,其實只是一個含糊而空洞的理想,不知究竟要『化』到人口的幾分之幾才算成功……真正的大眾化,應該兼顧時間的因素,所以三十年的大眾化未必就比三百年的小眾化更普及,更深入。」(《余光中詩選》代自序)這段既自覺又清醒的話,余光中的粉絲不可不知。
2006.9.8
轉載自月亮樹屋@大紅花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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