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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錦樹

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的終身評審、知名大陸小說家（也是人大常委）王安憶3年前在一場與張新穎的談話中，對馬來西亞華人及華人文學的談論非常負面，認為華人錢賺多了，可是並不認同馬來西亞、不認同馬來文化、不愛國、“非常非常傾向中國”；“你出生在這個國家，你住在這國家，可是妳對這個國家沒有感情，你找不到一個馬來西亞華人說我愛這個國家。他們只在一個華人社會裡生活，然後他們對國家充滿了指責”（見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pg.168）。身為大馬華社文學奧斯卡（借林春美的用語）的終身評審，自1991年以來她造訪大馬多次，為甚麼反而會有怎樣的看法呢？

這種看法與大馬官方可說是十分的視域融合（也可說十分的“本土”、國族主義），預設了“正確的”認同方可能有好的文學。為甚麼會這樣呢？這反映了1955年萬隆會議後人民共和國的官方立場嗎？

10多年前王安憶有篇散文〈漂泊的語言〉，寫1991年初訪新馬之後的感想，寫新加坡南大畢業生是精神上的吉普賽人，“華語是流浪地，南大是流浪地上的堡壘”；寫到小黑夫婦、小曼夫婦，寫到花蹤表演《傳燈》的場景，也寫道：“當這些華人堅持說他們民族的語言，堅持著作為他們歷史象徵的寺廟祭壇的時候，其實是保持了一個悲壯退守的姿態。”（見王安憶《漂泊的語言》，作家出版社，1996，pg.214~228），似乎是頗具同情的瞭解。10多年裡的多次造訪，因而看穿了華人文化表演的膚淺、表面，不過是富豪增加象徵資本的手段；還是說，華人之“漂泊在華語裡”其實是愚蠢之舉，他們其實沒必要、也沒資格這麼做？

為甚麼王安憶會從同情轉而為輕蔑呢？

大馬華文作家到大陸去尋求認同也有超過20年的歷史，引進中國評審以認證馬華文學也有10多年，王安憶的這番言談無疑是當頭棒喝，而且是見血的一棒。然而，這意味甚麼呢？

在受華文教育、捍衛華教的大馬華人的內部視野中，他們經常在捍衛中華文化、漢語（這在華教運動中很常見），也常自覺受傷於迫害。但對於來自中原的人眼中，那種使命感即使不是笑話，也是僭越。大馬（及整個不向當地認同的海外華人世界）的所謂中華文化，不只是移植自母體，常常還是一種退化了的型態，粗略且簡略──與母體帝國般的恢宏規模、博大精深差距何止天壤之別。這即是認同漢文化而作為少數族裔的華人的文化困境了，對在地的民族國家而言，華文華語並不正當，對帝國而言又何嘗不如此──不管是李永平的純正中文，還是張貴興的詞的流亡，其實莫不是僭越。遠的不說，前者遍見於改革開放以來，汪曾淇以降的龐大作家群、千百萬卷作品，後者至少是北島們？

其實對王安憶而言，華人在海外新民族國家的最佳自我處置方式是她父親的出生地新加坡，她的看法可概括為：“為了生存，不妨犧牲詩意。”（見《談話錄》pg.20）這層意思在〈漂泊的語言〉裡就有了，其時她高度評價新加坡的全面英語化。而她批評華人的中國文化認同，推崇李光耀，其實這或許也投射了對她父親王嘯平──李光耀的敵人們，認同中國的殖民地左翼份子，一輩子都是不成熟的、沒留下甚麼了不起的作品的文藝青年──的批判。20年間她看到的新馬作家，不都是些不太爭氣的王嘯平們？怎能與人民共和國的子女（王安憶們）相提並論。對她而言，那個傳著燈、告別式似的儀式的世界，豈不是個早已死掉，或奄奄待斃的世界？漂泊在華語裡，豈不是漂浮在漢語的屍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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