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前一陣子談馬華文學與國家文學，其實旨是拋磚，後來果然引出了幾塊玉。其中最為耀眼的玉乃莊華興的〈政治的馬華文學〉（《獨立新聞在線》九月廿五日「我的國家」專欄）。華興文中提到幾個不同的議題，其中一個是馬華文學的民族主義傳統，並指出馬華文學難以擺脫「民族文學窠臼」。

不過，對我來說，視「民族主義」為nationalism的中譯，大概反對的人不多，儘管nationalism也有人譯為「國族主義」（「國族」尤指非單一民族）。但是談ethnic literature時我會用比較中性的「族裔文學」（華興也提到這名詞）而非「民族文學」，因為「民族文學」很容易和「民族主義文學」混淆。以前讀中國文學史時常常遇到「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等辭彙，我也常常在想兩者的差別究竟何在，或者national literature的概念，何嘗不也是「民族文學」或「國族文學」？（所以我乾脆將它譯為「國民文學」）

華興談的可能不是馬華文學作為族裔文學這麼簡單（如果指族裔文學，可能「華馬文學」的稱謂更貼切），而是「馬華文學的民族主義傳統」或馬華文學作為華人民族主義的代現的問題。換個說法，也可以是「馬華文學作為華人的民族寓言」。依據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文學理論，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成立。不過，詹明信沒有提到的，是莊華興提出的第三世界狀況：一個國家有幾個族裔文學，這些族裔文學各自為本身的民族主義張目，而不同的民族主義「難以兼容」。當不同的民族主義文學在「國家文學」（例如馬來西亞的「尼加拉文學」[sastera negara]）的平台扞格衝突時，如何談「國族寓言」？

我們不妨順勢質疑：當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內資源、權力、地位不一的各族裔文學使用不同的語文表現，它們是否合起來就是「一個國族寓言」呢？還是語文其實不是問題，資源、權力、地位不同才是問題（尤其是某一族裔文學大過其他族裔文學，是因為某一族裔的政治權力大過其他族裔的政治權力，因為掌有強權，故能制定與主導不民主的語文與文化政策）？

如果馬華文學有其「民族主義傳統」，這個傳統是什麼？作為「小華文文學」，馬華文學的民族文學內容與民族文學形式為何？戰前馬華文學的經驗歷程如抗日、反殖，或戰後的獨立、五一三種族衝突、卜米主義、新經濟政策、茅草行動等，「書寫成為一種象徵儀式」（莊華興語），象徵馬華作家以華文書寫的抵抗意識。這個現象在一九七○、八○年代的馬華文學作品尤其明顯，例如溫任平、溫瑞安（以及天狼星詩社其他成員）的詩文，宋子衡、菊凡的小說，大多旨在抒發感時憂族情懷，以喚起華社民族文化危機意識。那個「離心與隱匿」的年代，簡直是「叫馬華民族文學太沈重」的年代。

但是我們也不妨想想，馬華文學是不是一定只有這個「民族主義傳統」呢？在這個傳統之外，個人才賦，或個人，或文學，有沒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空間？ 馬華文學要如何擺脫「民族文學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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