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壹
我對文學評論與研究的興趣來自幾本書的啟發。我在馬來半島東海岸讀書的青少年歲月，是在一九七○年代中葉以前。城裡有幾間中文書店，學校圖書館也有一些中文書，還能找到一些文學作品來讀。對我而言，這些閒雜書的世界遠比枯燥的各科課本有趣多了。除了創作文章之外，我也讀談文論詩的篇什，看看別人怎麼理解作品。其中葉維廉的《現象、經驗、表現》與余光中的《逍遙遊》等文集中的評論文字，給我啟示最深。後來又讀了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中夏濟安、陳世驤、葉維廉、顏元叔、楊牧的論述文集，「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楊牧那幾篇回憶陳世驤、徐復觀、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的散文，其實是寫他「從師問學」歷程的文字，我讀了尤其受用，也心嚮往之，但是不敢奢望自己也有唸大學或留學「弄學問」的一天。

在那個新經濟政策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在半島東海岸小城，大部分像我這樣的低下階級出身的年輕華人，多半是唸完中學就到社會「吃頭路」去。繼續求學、讀書，成為學院裡頭知識消費、生產與傳播社群的一份子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後來我到西海岸的都門去，因偶然機緣當上文藝刊物當編者，所以還能繼續與文學文字為伍，隨心所欲讀點港台出版的閒雜書。我在工作中接觸了許多文學、文化、或新聞工作者、大學生、也有一些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他們或創作詩文，或將文史思索成果寫成論述文章，在我編的刊物發表，因此我對當代中文世界的詮釋與學術社群也算略有所知。

我在工作之餘繼續讀書寫作，也讀點馬來文與英文讀物，儘管這兩種語文我都談不上通曉。彼時八打靈「新鎮」有家大學書店(University Book Store)，是我經常閒逛的地方，在那裡買了李維思(F. R. Leavis)的幾本重要論文集，還有魏力克與沃荏(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那本名著《文學的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以及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英國小說》(The English Novel)，也在峇都律的安達拉書屋(Pustaka Antara)買過哈利．列文(Harry Levin)的《批評的脈絡》(Contexts of Criticism)。這些書，在我似懂非懂地讀過之後，成為我的文學批評養分。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這份書單，乃因為若干年後，我到台灣唸大學時，這些名字，這些書，還經常出現在某些參考書目上。雖然那時一九八○年代的序幕經已拉開，新批評早已退潮三千里了。

後來我終於離開馬來西亞，在馬哈迪崛起政壇的時代。一九八一年秋，我通過來臺參加聯考進入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那也是一個偶然。不過，師大英語系的大學教育，主要在訓練中學英文老師，那並不是我的興趣或職涯規劃。彼時的台北，在師範大學與台灣大學之間，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大小書店書攤，學院內外更不乏作家學者演講與人文及社會科學研討會議，可以說是個不小的文學與學術社會。這個社會遠比學院課堂豐富精彩。記得有一回《中國時報》在師大舉辦系列演講活動，從美國請了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學者來臺講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幽黯意識等文化思想課題，演講場地客滿為患，在那未解嚴的年代台灣知識青年對知識與啟蒙的渴望由此可見一斑。我躬逢其盛，頗有所感。前此我已在暑假逛於國際學舍舉辦的書展時買了熊十力、徐復觀、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書，課餘翻閱玩索，雖未能如熊十力所言有「真實志願」，但思想漸漸在新學舊學西潮新潮之間擺盪浮沈。

一九八○年代中葉以後的台北人文與社會學知識社會西潮後浪波濤洶湧，那真是台灣學術場域的最美好時光。在「外文學門」，新批評之後的神話原型批評與結構主義風行不到十年，天下已歸後結構主義──解構、新馬、女性等各大門派紛紛搶灘，後現代、後殖民緊追在後登陸，趨之若騖者所在不少。彼時智慧財產法令尚未落實，這些西方理論家的書多半由大學周遭販售西書的書店翻印，故能迅速散播流通。繼李維-史陀與羅蘭．巴特之後，德希達、傅柯、拉岡、哈伯馬斯、詹明信成為知識青年掛在嘴邊的學術時尚名字。不過，我自己在交修課報告時，以巴特文論分析沙白羅(Saul Bellow)小說《受害者》(The Victim)、以巴赫晉(Mikhail Bakhtin)眾聲複音理論分析某部莎劇之後即不彈此調久矣。

大學畢業後我返回台灣繼續念碩士學位時，放棄了師大等北部學校，而到熱帶港都高雄的中山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去。彼時中山外文所成立不過一兩年，規模小而精緻，很適合學文學的人。當年所長為余光中，師資亦多為學者兼作家，有蘇其康、孫述宇、鍾玲、李永平、黃碧端等人，堪稱一時之選。那幾年我修了古英文、英語史、中世紀傳奇文學、喬叟研究等課，多和英國中世紀文學相關，到了要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就順理成章請系上的蘇其康教授指導，以中世紀夢境托意敘事長詩《農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為研究對象。回想起來，楊牧在幾篇回憶師友隨筆及早期詩文集序跋，每每提及修讀中世紀歐洲文學的感思，中世紀乃至古典世界遂令我有所憧憬與想像。蘇其康老師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是楊牧的學生。一九九○年代初，我已在台灣大學唸博士班，同時也在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有一回我到台北中山南路的國家圖書館參加一個翻譯學國際會議，楊牧也與會發表論文，蘇老師介紹我給老師的老師認識時，他並沒什麼的表情，令我想起他自己文章寫到當年陳世驤向卜弼德引見他時卜弼德的表情。

楊牧當年到柏克萊唸的是比較文學。我到台灣大學當博士生時，台大外文博士班的比較文學色彩已頗淡薄，已經接近一般英美文學的規劃了，儘管當年開辦時的設計是相當完整而有特色的中西比較文學課程。不過，那時三門頗重的必修課都跟比較文學相關：西洋思想史、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方法論。前兩門課由馬樂伯(Robert Magliola)教授，他著有解構主義與現象學研究專書，為國際知名學者，可惜我彼時沒有虛心向學。我上他的理論課時交給他的期末報告被要求重寫，因為沒用多少當代理論。「比較文學方法論」一課由張漢良老師開設。我唸大四時認真旁聽過張老師開在大學部的比較文學課，獲益良多。張老師對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用功頗深，我除了上他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一課外，也跟他做過中世紀符號學的專題研究，後來就請他當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上比較文學方法論時，我讀到以色列文化理論家易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複系統論文章，十分折服。前此我已讀過他為《今日詩學》(Poetics Today)期刊主編的翻譯學研究專號，覺得複系統譯學理論頗契合我的翻譯想法。易文-左哈爾自己在《今日詩學》有個專號，整期都刊登他的複系統文論，其中文章或談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的位置，或描繪文學複系統中的文學階層，我覺得不少地方可作為馬華文學的寫照，於是博士論文乃以複系統理論勘測馬華文學複系統及現代主義馬華文學的冒現。寫論文期間張漢良老師請了易文-左哈爾來台大外文系演講，我藉機向他請益問學，承蒙他給我許多寶貴意見。一九九七年初夏，論文脫稿，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結束了我在台灣漫長的讀書求學生涯。

回想起來，我的文學評論與研究進路，可說是從新批評起步，轉進結構主義與俄國形式主義之後，多年以來一直停在文學符號學與系統論的思維脈絡，可謂「形式主義者」。學界朋友大概也這樣看我。難怪幾年前交通大學的蔣淑貞教授主編一套「文學作品讀法」叢書時，要我寫的是《形式主義》那一冊。但是另一方面，或許是在慘綠少年時期「偷偷」讀了點左翼思想的小冊子，我並沒有忽略思索文學與社會、歷史、政治、哲學的互動關係。

回想起來，我的讀書求學經過，跟其他人文學門的馬華留台學術人的經歷其實相去不遠；我們都是冷戰時代「僑教政策」的產物。他們有的比我年長很多或稍長，如張奕善、鄭良樹、麥留芳、陳鵬翔、李永平、王潤華、丁善雄、余崇生、李有成、賴瑞和，有的比我年輕，如曾慶豹、辛金順、林建國、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顏健富、高嘉謙等。不同的是，有人大學畢業後轉往北美念研究院，取得那裡的博士學位；有的則跟我一樣，最後一個學位也是台灣製造，然後在臺任教。我唸大學與博士班時即分別上過陳鵬翔與李有成的課，他們都畢業自台大比較文學博士班。這些學長之中，張奕善為明史學家，早已自台大退休。鄭良樹與麥留芳在港台屆齡退休，最後回到星馬繼續為學界服務。比我年輕的留臺人中，辛金順不久前歸國，到拉曼大學任教。其他人則還在臺灣。

貳
這本許德發編的青年學術人問學自述集，裡頭的文章敘述了二十二位新科博士或博士生的求學與學術心路之旅，也可說是他們的知識生命書寫。相形之下，我自己或上文末段提到的其他留台博士多半是上一個或兩個世代的學術人，世代跟他們較接近的高嘉謙也早已年近四十，也不能算年輕了。在那些年，對他們（或我們）這批背景相當接近的馬華子弟而言，赴台留學可能是唯一的選擇。時移事易，本書諸篇文章的作者教育背景不同，留學唸博的國家不一，當然每個人讀書問學的經驗也有所不同。這也反映了馬來西亞社會的多元氛圍。

三十多年前，在那個新經濟政策鋪天蓋地實施的年代，我高中剛畢業，前途茫茫，即使要踏入社會「吃頭路」也不知要入哪一行。一日，在返校領取文件途中遇到同班的馬來同學羅斯朗，聊起近況，他說即將赴紐西蘭留學。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那些同班馬來同學，應該有人走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之路，他們的心路歷程也值得參照。希望哪天有人編輯一本收入不同族裔背景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學術人知識生命書寫文集，讓讀者看看不同群體成員走過的三十年，或二十年，跟我們的那些年如何大同小異，或大異其趣，以及知識追求與生產在這個社會與國家的侷限與意義。

──《東方文薈》 (18-19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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