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離散是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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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莫言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可能舉世嘩然,中國輿論界還是噤聲莫言,當然,瑞典學院的那群老先生並不老,他們頒給莫言的是文學獎,不是和平獎,不是物理獎,也不是政治獎,或人權鬥士獎。
雖然沒有意外的驚奇,各方反應還是有彈有讚,熱鬧滾滾。
人人心中有十大,或五大,於是,我們總覺得諾貝爾文學獎應該頒給我們的十大或五大之首。如果是這樣,瑞典學院的那群老先生當然也可以有他們的年度十大,或五大,到了秋風起兮的季節,各人就把自己的五大拿出來評比票決,或說服別人投自己心目中的年度最佳一票。
當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是這樣產生的。
不管莫言如何脫穎而出,中國作家總算在過了「民國百年」後披上了「那張破被兒」,摘下了世界文學的桂冠,中文世界的讀者似乎沒有什麼理由不高興,雖然也沒什麼理由特別高興,這個世界並沒有因為誰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變得更好。
但是顯然不高興者大有人在,而且不是沒有不高興的理由。
村上春樹的粉絲不高興是因為大叔沒有得獎,其他人則是因為莫言是共產黨員,又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在國際書展與官方代表一起退席抗議中國流亡作家的活動,對中共迫害劉曉波緘默,更要命的是,幾個月前,他還是其中一位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作家。
有人不高興,其實是好事。表示諾貝爾獎受到世人認可,表示這年頭還是有人關心文學或作家,更重要的是,還有人肯定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或堅持一些普世價值,例如民主與自由,例如公理與正義,例如不當御用文人,例如向政府說不。
當然,不是所有向政府說不的人都必須「手拉手去散步」,或者抄經練字的人只能抄寫文天祥的〈正氣歌〉。
是的,抄毛文百人,莫言之外,還有王蒙、蘇童、二月河、賈平凹、葉兆言、梁曉聲、韓少功、麥家、趙本夫、陳忠實、池莉、周國平、馮驥才、鄧友梅等等,幾乎我們較熟悉的中國作家無人不在名單。早就有中國網友說要「終身拒讀拒買拒關注」這些人的作品。
我們那位走過啟蒙時代的表姊王安憶倒是沒有下海。
我讀莫言的年代,那時村上春樹還不是大叔。那是河殤與六四天安門慘案的年代,那時西西編了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二集《紅高粱》與《閣樓》,新地出版社則推出一套裝幀樸素的中國當代文選,其中一本即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那個時代也是吳天明的《老井》、陳凱歌的 《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打動台灣影迷心靈的時代。透過這些文學與電影,「現代中國」開始成為大家的關注對象。不過,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檀香刑》之後,我已多年沒讀莫言小說,倒是偶爾讀點他的隨筆散文。不是拒讀拒買拒關注,而是書太多了,或者說,要讀的書太多了。二十多年來,我讀了更多的村上春樹,以及王安憶。
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變形金剛」特朗思托默有詩曰:
我是透明的
而書寫變得清楚可見
在我體內
隱形墨水書寫的文字
顯現
當紙張經過火燄焚燃
詩題〈深入〉。隱形墨水經火一烤,體內的文字顯現,書寫者無所遁形。說得真好。
二○一二年,村上大叔還在慢跑,莫言大熱沒有倒灶,只是諾貝爾拍案不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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