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張愛玲的《半生缘》有一回寫到世鈞曼楨熱吻之際，爐上的水燒開了，曼楨於是起身沏茶去。二○○九年秋，我讀到許玉蓮一九九八年的舊文〈人走茶涼〉，她說如果那天曼楨沒去沏茶，也許世鈞就不會走出她的世界。

小說裡的水會燒開，茶會涼，寫的是時移事易。茶水既是指涉真實世界的道具，也是象徵符號。許玉蓮寫道：「喜歡過的人，喜歡過的玫瑰紫的唇，都被時間拋在背後，他日縱然再相遇，也只不過是杯冷了酸了的茶」。說得真好。借用張愛玲的說法，就是「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人走茶涼〉也在許玉蓮的「有人部落」《喝茶慢》貼出。不久，莊若留言，傷姚拓之逝，許玉蓮回應道：「這是學報時代真正的落幕。想起在二一七路吃飯堂，那時的陽光，與風，簡直可以用湮遠来形容。」莊若說：「還是難過。可能不關姚先生的事。只有學報人才明白。」

上一個世紀七十年代中葉，八打靈再也二一七路臨接鄧普勒路的地段，為姚拓與他那群南來文人夥伴的友聯文化機構所在，也是許多人的「學報時代」記憶所繫之處。

學報社棲身二一七路十號裡頭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可容五六張辦公桌。從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八一年初，我在那裡編編寫寫，渡過了四年多的文青歲月，也在那裡認識了許多學報的讀者作者，其中一位就是許玉蓮，我們那時都叫她「阿許」。

初識阿許時她是學報讀者，年輕，剛中學畢業的樣子。現在很難想像，在那個沒有電郵與臉書的時代，讀者，尤其是年輕的小讀者，是如何每週或每雙週讀完雜誌後熱情地給編者寫信訴說心情，或路過都門時到二一七路十號學報社小坐半日，跟我們一塊在早慧媽媽張羅的食堂喝杯熱呼呼的奶茶，或在工廠門口路邊相思樹（還是青龍木？）下吃一碟流動攤販的豬腸粉。阿許就是這樣的一位學報讀者。

阿許的寫作才華可能是我的編輯夥伴黃學海發掘的。有一陣子她跟韻兒應學海之邀在學報寫專欄《許韻航》。兩人文筆辛辣犀利，頗有亦舒風格，比亦舒多些憤怒。一九八三年七月，莊若到學報社當小編輯，阿許的專欄猶在，顯然叫好也叫座，否則不會那麼持久。

一九八五年夏我大學畢業返馬，二一七路十號還是友聯文化機構，路邊的相思樹（還是青龍木？）依然林立，但學報早已停刊。物是人非，我們的那杯熱茶已經冷了。問起阿許，有人說她到紐約謀生去了。

若干年後， 偶爾讀到許玉蓮的「茶話」（有人稱這種文類為「茶散文」，我以為大可不必，茶話話茶，「茶話」不是很好嗎？在學報時代，我們的用詞也是「影話」、「書話」多於「影評」、「書評」），但我並不知道「許玉蓮」就是阿許。

原來阿許從紐約返馬後，先是在怡保紫藤展開她的「茶人」生涯，後來到吉隆坡紫藤擔任茶道老師，近十來年更執掌紫藤的茶藝學習中心主任講師等職，推廣茶藝不遺餘力，茶藝功夫已有如老茶般芬甘厚醇。

是的，時過滄桑，學報時代那杯茶涼了。可是人生茶館並不是只有一杯茶，或只有六安茶。人走茶涼之後，想喝茶，等爐上的水燒開了，就再沏一壺茶吧。沒有六安瓜片，沏一壺白毫烏龍又何妨？

我喝茶，屬於「大碗喫茶」那類，而不是阿許那樣的茶人；讀茶話，也是「外行看熱鬧」。如今阿許出版茶書新著《茶鐸八音：茶文化復興之聲》邀我寫序，應該不是想讀我對茶藝茶道的看法，而是要我一起緬懷那個學報時代，那些人，那杯涼了的茶。

那時節的陽光與風，那些年的憂傷快樂，儘管寥落湮遠，卻有千種風情，「只有學報人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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