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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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為物，或詩之唯物，可以從溫綺雯的〈我的唯物論〉談起。「沉重的衣櫃在跳舞／我的趾頭瘀黑了／發黃的書頁忙忙碌碌／你在努力尋找一種叫修補感覺的材料」。物（你）與「我」，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如何合而為一？「我」在房間裡對著有鏡子的衣櫃做瑜珈，房間裡頭的傢具與裝置還有毯子、書桌、音樂架子（偽裝的）、印表機等，詩如何回應這些（材料形構而成的）裝置與身體之間的物我關係？

我們看到幾個形容詞：沉重、瘀黑、發黃……。這是在時間裡靜觀物象所得，但物我之間瞬間的契應經驗或力道來自動詞：跳舞、忙碌、尋找，以及這首詩其餘章節的微笑、爆裂、走路、說話、踢、拋、歡慶、複製等。詩或詩人藉由選擇這些動詞的書寫策略彰顯物我關係結構，所要捕捉、尋找的，正是物與我最後合一成為「你我」的瞬間感覺，讓物（你）也有了感覺。

讓物也有感覺，這才是物我與動靜的辯證。溫綺雯說：「因為這樣，所有原本明亮寂靜的物體，都輕而薄的搖晃起來」。在〈那些流動的靜物〉 中，詩人試圖曝光那些流動在靜物「一瞬一瞬之間，一節一節之間」的細節，例如「纖細的紋脈」、「細微的指痕」，讓它們成為在「靜處露顯的騷動」。靜態的想念與感情便這樣抖動起來。

一首詩，是一個詩人的「房間」。詩的歷程，即詩人在「房間」靜觀神會這種物我關係。當然，不是每一次靜觀神會最後都能呈現此「你我」合一經驗，或時空轉移後的感情與思緒，在寫詩過程中，難免有產生「錯口、失手、筆誤、遺漏」或失語等現象，那時的詩不是詩，是字。

走出詩人的房間，「鬧哄哄的五彩繽紛／校園走動著街道躦行著」，那是一座城市的話語。「我」在這樣的城市思索：「生命從來沒有這麼輕易、渺小、卑微／的出現在我生命中，從未這樣過」。 《詩字》裡頭的城市始於真實的（陌生、炎熱的）南京，終於想像建築的日月星諸城，但時間卻是逆流的：集中的第一首詩作於二○○九年，末篇寫於二○○六年，那時生命還是一種「甜蜜的負荷」。這似乎意味著溫綺雯想讓我們先看到位於現在位置的她，然後回航，觀看站在（時間與空間）遠處的她。但是我們不確定，一如詩人不確定，這樣的回航，是「一種靠近還是距離」？二○○六年的「我」，不知「你會喊我什麼？」，也還在自問：「我是誰呢？」到了二○○九年，「我」看見鏡中的「他我」：

她的位置不在真實這裡
我的位置不自她反照
它常常被拉近或排開
自你那裡自你那裡

從「她－我」到「你－我」，「我」在自我之外的存在關係尋找她生命的意義。職是，溫綺雯這本詩集，可視為她回航尋找自我位置的旅程詩誌。或許，對每個詩人的生命而言，每本詩集都具有這樣的意義。

--- 9 Oct. 2010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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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性追尋；馬華文學公民（性）的實踐〉中，魏月萍的主要論述對象，其實是文學公民身分與文學公共領域，這也是魏月萍這幾年用心建構的理論，值得支持與期待。

公民，理當是「公民社會」的成員，但是當今世界，國家政體紛紜，掛羊頭賣狗肉者不少，各國社會的「公民性」也不一而足。全球一體化、跨越國家民族疆界論，並未真的打破或鬆動民族、領土、邊界、領海、領空間各種有形無形藩籬。身分證、護照、簽證、海關正是種種現代國家權力裝置的象徵。

文學人或文化人在各民族或國族國家之間移動流寓時，依然受到「生物政治」裝置框架的限制，儘管多年來在「後認同」論述脈絡下，我們談論彈性公民權、旅行跨國論、離散流動，但是一碰到本土論、本質論、語文霸權、民族主義等自認「政治正確」的「硬蕊論述」時，不是打回原形，就是虛無以對。

魏月萍引述哈伯馬斯、王愛華、史帝芬．卡瑟思(Stephen Castles)等人的理論，提出「新公民形式」的看法，希望在馬華文學本土論與虛無離散論之間，找出一個「第三空間」（容我套用雷．歐登勃[Ray Oldenburg]這個術語；當然也可借用霍米．峇峇的理論來談），以「重新建構馬華文學的公民身分與公民性」，可謂用心良苦。

受到英國社會學家卡瑟思移民與公民權理論的啟發，魏月萍提出一個頗具理想性的說法：「公民身分的取得不再是以『國籍』為基礎。……只要在疆界內找到有所關聯的根源意義，例如家族聯繫、經濟牽連或文化參與，都應該被賦予一定的公民權利」。

換句話說，「馬華文學」作為一個「文學的公共空間」，其「公共性」建基於發言者或書寫者對馬華文學的「參與性」，而非參與者的身分證或護照。這樣一個馬華文學的「想像共同體」，可以作為陳雪風們頗有「排台條款」色彩的「馬華文學卜米論」的回應。

這個跨國越界的「馬華文學公共空間」，也可以叫做「 馬華文學公共領域」或「 馬華文學（詮釋）社群」，甚至叫「 馬華文學共和國」（我們不是有「在文學的國度」這樣的說法嗎？）也無妨。文學公民當然可以是（或本來就是）不同政治實體的國民，但作為「馬華文學公共空間」的參與者，他們的身分就是「馬華文學公民」。

於是，沿著這樣的思考脈絡，我們也可以提出「馬來文學公共空間」、「中國文學公共空間」、「法國文學公共空間」、「科幻文學公共空間」、「尼加拉文學公共空間」等等等等「文學公共空間」，而「馬華文學公共空間」的文學公民也可以同時擁有「非洲文學公共空間」、「情色文學公共空間」、 「同志文學公共空間」等等等等文學公民身分，只要我們善盡這些無國界文學國度公民的義務與責任。這樣看來，一個「文學聯邦」或文學的「大同世界」(the commonwealth of literature)就在我們眼前呢。

希望我沒有將魏月萍的說法借題發揮到無限上綱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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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談馬華文學與國家文學，其實旨是拋磚，後來果然引出了幾塊玉。其中最為耀眼的玉乃莊華興的〈政治的馬華文學〉（《獨立新聞在線》九月廿五日「我的國家」專欄）。華興文中提到幾個不同的議題，其中一個是馬華文學的民族主義傳統，並指出馬華文學難以擺脫「民族文學窠臼」。

不過，對我來說，視「民族主義」為nationalism的中譯，大概反對的人不多，儘管nationalism也有人譯為「國族主義」（「國族」尤指非單一民族）。但是談ethnic literature時我會用比較中性的「族裔文學」（華興也提到這名詞）而非「民族文學」，因為「民族文學」很容易和「民族主義文學」混淆。以前讀中國文學史時常常遇到「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等辭彙，我也常常在想兩者的差別究竟何在，或者national literature的概念，何嘗不也是「民族文學」或「國族文學」？（所以我乾脆將它譯為「國民文學」）

華興談的可能不是馬華文學作為族裔文學這麼簡單（如果指族裔文學，可能「華馬文學」的稱謂更貼切），而是「馬華文學的民族主義傳統」或馬華文學作為華人民族主義的代現的問題。換個說法，也可以是「馬華文學作為華人的民族寓言」。依據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文學理論，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成立。不過，詹明信沒有提到的，是莊華興提出的第三世界狀況：一個國家有幾個族裔文學，這些族裔文學各自為本身的民族主義張目，而不同的民族主義「難以兼容」。當不同的民族主義文學在「國家文學」（例如馬來西亞的「尼加拉文學」[sastera negara]）的平台扞格衝突時，如何談「國族寓言」？

我們不妨順勢質疑：當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內資源、權力、地位不一的各族裔文學使用不同的語文表現，它們是否合起來就是「一個國族寓言」呢？還是語文其實不是問題，資源、權力、地位不同才是問題（尤其是某一族裔文學大過其他族裔文學，是因為某一族裔的政治權力大過其他族裔的政治權力，因為掌有強權，故能制定與主導不民主的語文與文化政策）？

如果馬華文學有其「民族主義傳統」，這個傳統是什麼？作為「小華文文學」，馬華文學的民族文學內容與民族文學形式為何？戰前馬華文學的經驗歷程如抗日、反殖，或戰後的獨立、五一三種族衝突、卜米主義、新經濟政策、茅草行動等，「書寫成為一種象徵儀式」（莊華興語），象徵馬華作家以華文書寫的抵抗意識。這個現象在一九七○、八○年代的馬華文學作品尤其明顯，例如溫任平、溫瑞安（以及天狼星詩社其他成員）的詩文，宋子衡、菊凡的小說，大多旨在抒發感時憂族情懷，以喚起華社民族文化危機意識。那個「離心與隱匿」的年代，簡直是「叫馬華民族文學太沈重」的年代。

但是我們也不妨想想，馬華文學是不是一定只有這個「民族主義傳統」呢？在這個傳統之外，個人才賦，或個人，或文學，有沒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空間？ 馬華文學要如何擺脫「民族文學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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