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自述

前天（20090711）季羨林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我對他的專業完全外行，不好妄說。當初留意他，純粹是讀了他論述陳寅恪的相關文章，再順勢翻閱《牛棚雜憶》和《留德十年》，以及其門生錢文忠著的《季門立雪》，如此而已。

他和陳寅恪之間的師生關係，始於清華大學，據說他旁聽了一門「佛經翻譯文學」後，自認一生深受陳先生的學風影響。留學返國之際，經陳寅恪引薦至北大任教，其名作〈浮屠與佛〉也是陳寅恪推薦，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才奠定了他在學術上的地位。

他們的研究領域，在某個階段也有過交疊，兩人都通曉多國語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曾專研佛經，致力於東方學。但陳寅恪的史學歷經三變，終於放棄了早期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余英時對此有過一番解釋，認為東方學在歐洲早已形成有規模的傳統，後來者難以取得典範性的成就，所以，即使不礙於時代和身體因素，陳寅恪仍會轉向開闢中古史的範疇。季羨林卻相反，雖因文革之故被迫停頓了近二十年之久，仍然不改初衷，劫後餘生，立即重拾舊業，在中印語言文化上稱得上著力甚深。

倒有一點，師生頗為一致，兩人都懷有一顆對學問執迷的心。陳寅恪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不稱馬列，不赴京，不屈服的人格，這無非建立於他獨立自由的學術信仰上。晚年的他不只目盲臏足，還患有心臟病、不消化病，吃得少，經常是淡煮的掛面，也因用腦過度，帶有精神衰弱失眠症，問題想多了往往一夜未能成眠，得長期依靠藥物，可還是能寫出洋洋灑灑八十五萬言的《柳如是別傳》。此書一完成，他就立刻著手帶有自傳性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然而文革掀起，屢遭抄家，七章稿子被搜查，之後下落不明，至今也只找得回三部份不完全的殘稿，真正是可惜了。

季羨林在文革也吃了苦，一度想自殺，正帶著安眠藥前往圓明園大葦塘之際，在門前被紅衛兵堵住，押到批鬥會上，一輪拳打腳踢下來，他鼻青臉腫、鮮血淋漓，卻突然看透了，不死了，決心要和暴力周旋。後來他說：「如果我是大人物，那他來研究「季羨林學」還值得，但我只是平凡的人物，費那麼大的力量，不是浪費生命嗎？這些時間，拿去研究文學語言，還能寫篇論文，我從內心同情他，覺得對他不起。」這完全是阿Ｑ勝利法，但透露出來的，仍是書生本色。所以他一從牛棚中出來，被派到北大宿舍樓的傳達室當門房，就請求圖書館員訂購《羅摩衍那》，想趁著工作間隙著手翻譯，等到八大本精裝的梵文真的擺在眼前，「我那乾枯的心靈，似乎又充滿了綠色的生命。」

當時，我閱讀至此，又感動又感傷。無疑地，他們同是悲劇人物，陳寅恪的晚年總是懷疑而自問：「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季羨林也曾感嘆，他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離開哥廷根以後就再也沒有了，這是時代有負於他們之處，然而他們的心卻成了一面時代的鏡子，映照著一代學人的知識熱情和精神處境，叫我不禁想起葉慈的詩：

Because I seek an image, not a book.
Those men that in their writings are most wise
Own nothing but their blind, stupefied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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