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自述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某年暑假，我從香港到深圳，有人送了我一整套的魯迅全集，付款後直接扛到郵局寄回台灣。好幾年，它就是我的床頭書，沒事翻個幾頁，魯迅的文字，偶爾沉黑；偶爾空靈，愈讀愈不能罷手，一頭栽下去之後，逐漸發現心有鬱結，口不能言之時，最適合閱讀此書了，他因此成了五四作家裡我最心儀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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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我又想起魯迅，想讀他那篇〈紀念劉和珍君〉和〈無花的薔薇之二〉。軍閥割據的民國，在三一八遊行中，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衛隊，鎮壓了徒手的請願群眾，死難者中的劉和珍正是魯迅的學生。當另一個學生許羨蘇跑到西三條寓所通報的時候，他正埋首寫作〈無花的薔薇之二〉，聽到消息後激憤不已，思路突變，筆鋒一轉，紙上立刻現形：「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除了文章的調子改道之外，連連追寫七篇檄文，〈紀念劉和珍君〉正是其中之一。

但憤慨的又何止魯迅，當時的梁啟超、林語堂、周作人、朱自清、聞一多、淩叔華等人紛紛提筆，一一作文譴責暴行；劉半農和趙元任共譜的罹難者之歌傳唱了整個京城；強大的民意壓力下，國會和司法不得不召集非常會議，嚴懲首犯，要求國務院閣員總辭職，迫使段祺瑞頒佈「撫恤令」。據說段祺瑞一知道鬧出命案，立即趕到現場，面對屍首長跪不起，並且一生茹素，以示懺悔。即便如此，前後不到一個月，其政府仍在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倒台，保不住民心盡失的政權。

對於一個政府而言，一旦開了槍動了手，殺一個人或殺一百個人，意思都一樣，到底維持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還要不要？踐踏了人權的底線還守不守？誰都有活著的權力，怎能無緣無故死在街頭，沒有任何的交代？

對一個死者而言，尤其對於青年的夭折來說，除非他甘心拋棄自己來換取更為珍貴的價值（如譚嗣同或林覺民），否則誰又有資格戕害另一個人的生命，中斷他未完成的人生，傷透他親族的情感，甚至讓他含恨慘狀的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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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魯迅的文章，哀聲悽楚之外，又冷峻銳利；我再次看見了他作為「鬥士」和「虛無者」的雙重矛盾，一如他為人熟知的「鐵屋子論」，這打不破的牢籠，到底要叫醒大家呢，還是一起安靜地昏睡過去？魯迅的一生始終徘徊在這兩種情緒當中，這兩篇悼文也同樣掙扎在緘口與吶喊之間，他說：「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可是又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然而，即使真的說出來了又如何呢？在這個「非人間」裡，在血的屠戳中，時間靜靜地流淌過去，街市依舊太平，死了幾個人，又算得了什麼？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若是不說呢？魯迅畢竟還是說了，他終究無法漠視淋漓的鮮血，心裡大概也知道，不說就是選擇了回避黑暗的現實，願意去忍受謊言和壓迫，暴政和濫權，也意味著個人精神的死亡，以及集體的沉淪。

所以，最終他還是認為自己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我也僅以此文哀悼趙明福先生──「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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