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不入

與遠雄同行，繼續　　◎張錦忠

轉載自文藝春秋 星洲廣場 2007-10-21

這些文字都與時間無關�但它們曾經走過風景�走過時間，走過我 ──黃遠雄：〈文字同行〉

談時間總已嫌太晚。──賈克．德希達：《哲學邊緣》

而時間，時間仍一樣擺動
──李有成：〈象徵〉

今天早上帶著南方故鄉的詩人黃遠雄的詩稿到研究室來，趕在盛夏來臨之前，把斷斷續續寫了好一陣子的書序寫完。

遠雄有感懷詩題曰〈文字同行〉，一開始就以“漸行漸遠”渲染，令我無端想起李後主〈清平樂〉的“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不過，詩人想起的卻是“湮沒”與“荒涼”的荒原意象，而且明明關涉時間，還說“這些文字都與時間無關”。這當然是故意將真事隱去的反寫筆法。其實，要索隱也不難：詩人與文字同行的筆耕旅程行之有年，雖然涉過各種風景，卻自認沒有留下甚麼足跡，落得舉目一片荒涼（荒涼，那不是張愛玲最常用的字嗎？）。時間原來就銘刻在這些歲月的詩章裡（“筆握在手中，時間就在你側身”）。遠雄也早就知道，一旦與文字同行，一旦開始寫詩，達達的馬蹄就總已踏上未誌歸期的不歸路。

三十年前，或者更早，某日午後，遠雄不知從哪裡到八打靈二一七路十號《學生週報》與《蕉風》編輯室來喝茶聊天（我知道他是吉蘭丹人，但是那時他在哪裡工作我已忘了，大概是丹州首府新城吧。對於離散族群，還是那句話：“不要問我從哪裡來……”）。那些年──套一種陳腔濫調的說法──他左手寫詩時叫左手人，右手寫散文時叫圓心鶚。我還在關丹時已是遠雄詩文的讀者，因此見面時頗感親切。不過，他每次到編輯室都是行色匆匆，像一株總是在路上走動的樹，像他自己的詩行所書：“行色的背囊未全然卸下／卻見風沙／又起”。我忘了問他：吉蘭丹人的寫作人都愛浪跡天涯嗎？

吉蘭丹的寫作人，我知道期之；一九六○年代末的《學生週報》與《蕉風》常刊登他動人的海洋散文，至今還記得有一篇叫〈海，他有一隻獨眼〉。我知道麥浪，他常給《蕉風》翻譯馬來文學詩文。我也認識以前叫辛吟松的潮州人辛金順，後來他跟我一樣，也離散棲身他鄉了；去年金順寫了幾篇文章記述語文經驗與追尋身分認同，讀來令人感同身受，堪稱散文佳作。還有一個吉蘭丹人叫劉衍應，從東海岸漂泊都門，是柔佛人黃學海還叫風山泛的時候的同學，不寫作，但曾與我輩為伍。黃學海後來也到二一七路十號上班，編文藝版，與遠雄漸漸熟識，開始在工餘編編貼貼“人間詩刊”。

那個年代，我也寫了幾十首詩，在關丹，在吉隆坡，無非是一種在暗夜孤獨地摸索生命反應生活的練習曲，並無意立志當詩人，後來就收在黃學海編的單張詩頁“人間詩刊”《眼前的詩》，所收盡是明朗淺顯之作。“人間詩刊”也出版了遠雄的《窗室之內外》。似乎除了我們這兩個來自東海岸的人的那兩份，後來“人間詩刊”就沒有再推出個人詩頁了。

那已是七○年代末的事了。

黃遠雄在整個七○年代，用他的詩經營內在生命的星圖，抒發個人情懷，刻意運用意象塑造譬喻。他寫空虛、孤獨、痛苦、憂鬱（枯空的城、獨行的人、千年痛苦），寫窗檻內的愛情（“我已真真／實實走出，且把全部的／目光注視於妳”），從為賦新詞強說愁，到“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足跡”。這些作品都收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詩集《致時間書》前三分之一卷，以及上述《窗室之內外》裡。

一九七○年代，我從東海岸移居吉隆坡，在PJ上班，跟那個年代同樣流寓都門的詩人文友交往，以我的熱帶黃金歲月見證某個時代的急流速轉。在“肚臍眼文藝”的象牙塔外，在那個冷戰的年代，鋪天蓋地的新經濟政策迅雷般落實、馬來文化以國家文化之名呼發響徹雲霄的聲音、越戰終了、越南華裔船民投奔怒海、互ゆ進入聯合國、水門醜聞、馬華公會曾李相爭、馬哈迪崛起政壇……。時代在倉促而急速地轉變，與文學文字為伍的我輩，情懷與思想不可能不起伏、波動、激盪。籬網外的風風雨雨，已無法擱淺。到了八○年代初，我已離開馬來西亞了。而黃遠雄，不拘形跡的黃遠雄繼續在半島為生活南北奔馳，繼續為左手的繆思寫詩。

一九八○年的某一期《學報》（那時《學生週報》早已走入歷史了）刊出小啟事一則：“學報編輯室同仁祝賀黃遠雄新婚之喜”。那株在風沙中流浪的樹找到落葉歸根的土地了？我心裡想。詩人婚後繼續寫詩，詩風奔放，社會意識漸漸成型。例如〈吾妻不談政治〉，借家庭絮語影射國家敘事。在風起雲湧的八○年代，有誰不談政治？巫統鬩牆，馬華黨爭，從年頭演到年尾，而以茅草事件終；而在北方，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解體，北京天安門前的坦克碾過請願學生的身體，讓互ゆ錯過順應民權民意的歷史契機，“北京之春”終究只是虛構與想像。在馬哈迪時代，有誰不談政治？有，詩人黃遠雄說，吾妻不談政治。

一九八七年，遠雄有詩題為〈夜訪諾頓外記文字〉，是他的佳作之一，其實這是一首向艾略特（T.S.Eliot）與現代主義詩學致意兼揭示本身的影響焦慮的作品。諾頓，即艾略特的名篇〈焚毀的諾頓〉。遠雄的文學啟蒙時代，也是現代詩在《學生週報》與《蕉風》波濤洶湧的六○年代。流風所及，遠雄六、七○年代的詩篇語多晦澀，但遠雄的詩向來不以艱澀取勝。其實，遠雄在八○年代開始即回顧其詩路歷程與文字吟哦的寂寞志業，故有〈星語燦爛〉、〈懷念〉、〈手上的筆〉、〈灼傷文字〉、〈寫詩〉等作品。對他而言，年少時寫詩，是“自闢一座文字迷宮／滿室敦煌／……／一步步，一步步／走進／浮光”（〈星語燦爛〉。所引前兩行呼應的是〈懷念〉的“一道深淵般敦煌的迷宮／要我涉入文字／繽紛的境界”；〈懷念〉乃向當年的《學生週報》編者李蒼（李有成）致意之作。後三行則是前引〈突破〉詩行“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足跡”的迴聲）。如今寫詩，則是捨棄舊框架，“另闢一座窗框”，儘管難免孤獨、路途崎嶇，但是他體認到：“不斷出發亦是／必然的”。“不斷出發”指的是變：詩風、詩觀、文字求變的希望與聲音。置身馬華現代派詩人行列的黃遠雄，那年夜讀艾略特的〈焚毀的諾頓〉有甚麼感悟？儘管火芒繼續燃焚，（歐美的）現代主義詩風在八○年代已成廢墟，而後現代主義後浪滾滾而來。但是在玫瑰盛放鳥聲啁啾的詩國裡，艾略特的《荒原》諸篇章早已立下典律標竿，恆久散發“豐美的乳香”。但是遠雄在折服之餘，是否也曾亟思斷奶，重新定義“諾頓這座廢墟”？

然則我跟遠雄幾乎一直沒有書信往返，去國後更沒聯絡，故答案不得而知。十來年前，老家遷往新山，我每年農曆新年前總會返馬探望高齡父母（今年回馬，父親已故，一個時代的燈火已漸闌珊），就回到新山這座瞭望“彼岸島國”的“不眠的南端城市”（賴瑞和的說法則是“半島最南的邊城”）。或許是因為遠雄和我一樣從東海岸人變成南馬人吧，每年回來我們都相聚話舊，或出遊尋訪新山、笨珍一帶的舊雨（如沙禽）新知（如林過、馬崙、張美增、李飛廣、許裕全）。我每次返台也都承他送行，風雨無阻，有幾趟還頗費周章，天色未明即驅車送我和妻女前往士乃機場轉機。

一轉眼，那已是一九九○年代的事了。

遠雄在多事之秋的九○年代“行至四十”，進入不惑之年。一個詩人過了四十歲，如果還寫詩，社會意識更濃，感時諷世憂國之作增多，大概也是常態。遠雄九○年代的詩作多語言淺顯意象明朗，例如〈交易〉、〈高空〉、〈柔佛古廟〉、〈華社〉、〈陷落的城〉、〈樓上樓下〉等，承接之前“生活之網已洶湧張開”後的介入社會與描寫生活的詩路。詩集《致時間書》以一九九二年所作長短詩各一首終卷，以誌事業受挫，頓時留下一個詠嘆的句號。不過，這兩首詩只見無奈與自嘲，不見反抗，亦無反抗之意。遠雄在八○年代下半葉創業打拼，但詩一直沒有少寫，而且工程、辭職書、商業社會、鋼筋、水泥、建築工人、銀行等紛紛入詩，頗合“詩為時而作”之道。這回泥足深陷，唯有寫詩自陳“河山變色”，幸好有“風紋不動”的後方可以撤退。挫敗於江湖之後的未來不可知，前頭巨流不可測，但是“後方／有妳”。遠雄兩三年前交給我一份詩稿，其中最早的一首〈紙鳶〉，寫於一九九八年。那已是金融風暴的年代了。中間的六年，就詩而言，果真是一片沉寂的無底深淵嗎？詩，不也是詩人的“後方”嗎？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初葉，後金融風暴的東南亞面臨發展的窘境，市道不景，重建、改革、政變、選舉之聲此起彼落。終於在種族政治當道與伊斯蘭政治宰制的多元族群國度，也喊起烈火莫熄的呼聲，那就有點反抗的意思了。沒有反抗與訴求的人民的國家沒有未來。但詩人早已看穿現實，〈紙鳶〉開筆不久即指出：“謠言與正義是一對�最難辨識、形影不離的攣生子”。在這個馬哈迪與後馬哈迪時代，遠雄還是寫了不少沒有貼上“政治詩”標籤的政治詩，以及沒有貼上“抒情詩”標籤的抒情詩。收入新集子的作品大體上即屬於這兩類詩──或這一類詩，因為“馬哈迪時代的抒情詩人”（包括較遠雄年輕的陳強華與傅承得）的抒情詩，總已揉雜了政治話語。遠雄寫道，吾妻不談政治。他寫給“吾妻”的詩卻充滿政治。

大紅木槿花開花落，花落花開。遠雄早已年過五十，兩鬢灰白，寫詩四十年，連即將出版的新集子算在內，才出版了兩本詩集及一頁詩抄，談不上成果豐碩。不過馬華詩人多半如此，也不必在意。生活艱辛，寫作不易，出版更難。遠雄同時代的詩人，如沙禽寫詩寫了一輩子，迄今仍未出版單行本，沙河今年也才推出首部詩集。又如紫一思，於七○年代下半葉出版了《紫一思詩選》後，沉寂至今，詩音杳然。賴瑞和則詩短量稀，近年偶有應景之作，其實無志於此。至於才氣縱橫的飄貝零，更是不彈此調久矣。倒是遠雄四十年來燈下為文字耿耿苦思，鍥而不捨地行吟都市叢林間，不求聞達於媒體，只求經營“意境，排列成一首首”的詩，在報紙副刊或文學小刊物尋求“巴掌大的寄棲地”，已成為以華文書寫的華裔馬來西亞詩人繼續寫下去的典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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