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章砚台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以《南洋商报》的十一国庆报道为取样对象。当初是雄心壮志，打算收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2008年前后二十余年的报道，孰料不做才好，一做之下才知道事情不简单:二十年的时间横跨一个新世纪是个不小的范围，我第一次到国家图书馆查找旧报纸的幻灯片记录，才发觉无论是操作上或是内容上都是难度极大，姑勿论我能否在限期内搜齐所有资料，仅仅是操作那台幻灯片播放机已经令我头大如斗了，更何况要不时复印有关的资料，复印费或作天文数字论。我在气馁之下，转而在商报的资料室内找到分门别类的剪报资料，可以省却不少功夫，只需要把当年相关的中国新闻，放到复印机上按钮即可，清晰整齐剪贴得当的十一期间的中国新闻，唾手可得。就这样，我调阅了1987至2000年的中国政治新闻剪报文件夹，摘取了十一期间前后三天内的新闻样本，一共复印了98页A4纸，总共86则新闻条目。这样的研究样本对我来说刚刚好，不多也不少，最重要它涵盖了两个重要年份：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兼阅兵礼）。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一直是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大事，它影响了我少年萦绕的中华梦，也勾起我向往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当我决定研究中国国家形象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以1989年为主轴作为我论文的写作方向。论文写作进行的很顺利，开题顺利过关，写作大纲也让导师过目了，一切没有问题，三易其稿，最终定案，指导教授说可以去答辩了，还特别褒奖我的研究推论“零度建构”和“双重形塑”，其中前者别具一格，甚有意思。

“零度建构”的推论，是建基于“零样本”的现象。我在搜集完有关十一期间的中国新闻后，发现1988年9月27日至10月3日之间，一则中国新闻都没有；甚至到了10月7日，才有一则篇幅短小的新闻：有关邓小平对方励之的评论，而且还是来自香港的消息。而1989年十一期间，新闻量明显增加，更有长篇大论的评论鸿文；再回头看1987年，新闻也不在少数；可是为何偏偏在1988年的时候，却一篇报道或消息也没有呢？我只好以“零度建构”来自圆其说。在政治气候异常高压的时期，由于刻意的新闻封锁或消息管制，以致一直很依赖官方消息的海外华文媒体如南洋商报等，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得刊登任何中国新闻，即使到了一年一度的十一国庆，一反常态地“零报道”。可是研究这个零报道前后的两个年份，却可以发觉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也因为1989年发生了六四事件，当年的国庆报道不仅有官方的场面新闻，也有由学者撰写的国内形势分析评论。从这些评论和新闻的侧面来推敲，可以反证1988年为何在国庆报道上的“零报道”，也可以嗅到1989年即将发生的大事件。这就是“零度建构”的概括面貌，一个仍然十分新鲜和尚未成熟的理论。

可惜的是，我这个引以为豪的研究结果，却在抵达大学和教授讨论论文时，被迫腰斩。为什么呢？政治敏感。我的论文内举了“赵紫阳”为例，这是其一；其二，1989年是个特别敏感的年份，经过教授的仔细思量后，他把手一指，嘱咐我必须把研究时段从1989年延后至1992年，就这样我的取样范围再度缩减至1992年-2000年，短短不过九年的时间，怎么看都不十分完善。当然，论文的部分也删减了一章，把中国国家形象的特殊建构：“零度建构”这一章节完全删去，再于“双重形塑”这章节内补充内容，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打肿脸皮充胖子”的意味。

指导教授巢乃鹏教授的肯定，对我是一大宽慰，我也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没有考量到当下中国政治的气候和学术环境的限制下，敢敢地勇闯禁区，结果牺牲了一条臂膀，正如烈士断臂，慷慨就义， 不可不谓是自作自受。无论如何，今生无悔，我不后悔曾经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很庆幸能够及时修改好论文提呈答辩，只是可惜在众答辩导师手中的论文，不是我写得最精彩的那个版本，确是遗憾。

以上种种，略谈及自己写作论文的考量和经过，以资纪念。

20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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