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章砚台

[城市速写]                  墙

他坐在那里，不无焦虑的看着前面那一道墙。

时间从19：57开始，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掺杂着数个世代以来的猜忌、不安、合作、背叛和妥协；然而墙依然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存在于人们的恶梦中，甚至在一些绮梦里也出现了墙的隐喻，以及它投下的恐惧阴影。墙上的钟面有互相赛跑的分针和秒针，他研究了很久，看来看去都像是秒针占了巨大的优势；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分针缓缓凝重的举止，才是龟兔赛跑故事中的寓意，永远不要低估你的敌人。他在怀疑，面前的这堵墙也在进行着某种企图的移动，而这个密谋，因为在宏观的世界过于渺茫，所以难以察觉。

这让他的焦虑感不断增加，幻觉的出现，更加证实这点。他听到自己讲着不熟悉的语言，在堂皇的建筑内面对着一副副冷漠的脸孔，然后它们都变成一面冰冷的墙。他用手触摸，感觉自己的血液在冰凉的空气里竟然沸腾得像示威的群众，然后墙的形象再度出现，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水炮车之间，在民意与政客耍弄权力之间，在人民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之间，在他开始注视空气中悬浮的粒子与前方迎面射来的强光之间，他怵然一惊：是时候了。

他站起来，随手抓起身前桌上一个斟满啤酒的杯子，摇摇晃晃地走向墙壁，大声骂着粗言秽语，一边灌着劣质的啤酒，嘴角还不时滴落从口中漏出的酒水。他看清了真相，一醉足以解千愁，可是要喝醉原来也是一件难事，尤其当现实如此刺痛人心，尤其当墙的存在令他和他们都难以逾越。他沮丧地将杯子狠狠摔向面前的那堵墙，清脆的玻璃碎裂声，在他脑中模拟成形，然而，却没有发生。

杯子远远地飞了出去，凌空降落在观众席上。

无形的第四堵墙，把他的舞台和观众的人生隔开，他把动作放慢，他决心赢回这一仗，就像分针的隐忍和韧性，他相信终有一天墙不是挡在前方的障碍，而是竖立两旁的屏障。

终于，他的同理心油然而生，在同一时候，对墙的焦虑感慢慢释稀。

时间，20：09，还不会太迟。

                                                                                               2009.3.8凌晨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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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23日的夜报刊载一则国会新闻报道*：

副内长爆料出人意表 / 外劳涉罪案仅占1.87%

先不说副标题打得如何差劲，副部长在国会回答问题时引用数据何以说成“爆料”，重点在于标题说外劳涉案“仅”占1.87%，然后在导言中用感叹号强调：

一般人认为外劳常犯罪的观念要改变！

这里要讲的有两点：一、副部长曲解了数字的含义。二、这篇报道没有遵守新闻报道追求客观的原则。

报道说，内政部副部长拿督阿布瑟曼强调，过去5年涉及罪案的外劳人数，仅占总罪案人数的1.87%，且情况受到控制。

且不谈这句话中“涉及罪案的外劳人数”所指为何，因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概念“涉及罪案的外劳人数”和“涉及外劳的罪案”会混为一谈，是记者如实记下副部长的言谈，还是记者本身都搞不清楚，更可笑的是：“总罪案人数”，这是什么？涉案的嫌犯人数？被捕的人数？被带返警局协助调查的人数？恐怕要社会学家来说明一下。

接下一段是进一步阐明以上的事实，即副部长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巫统而连突区国会议员问题的答复：从2005至2009年，每年有逾3千宗涉及外劳的罪案，虽然有关数目每年逐渐上升，但和全国15万至20万宗的罪案比较，百分比不到2%。

我相信这一段说的数字跟前一段是同一组数据。但是——

数学不是这样的。

更何况这是有关社会现象的统计学。

数字很简单，简单的人脑，容易被简单的数字欺骗说服、混淆迷惑。

如何看待分析罪案数字，社会学家、犯罪统计学者自有一套理论和方法。简单数字背后隐藏着许多不被看见的道理，有时候只有该门学科的专家看得见，有时候只要有点数学常识的人，就可以分辨出来。

1.87%是真的很低，不过百分率是一个比较数目，学过数学的人都懂，如果整体数目越大，同一个百分率的绝对值一定会增加；20万的1.87%只有逾3千宗，可是如果200万的1.87%，就是3万多宗了。

请问“逾百万”外劳涉及3万多宗罪案，其犯罪率是多少呢？

问题的症结：衡量犯罪是用犯罪率，而不是用某个群体在罪案总数中所占的涉案比例，对吧？（我没有学过犯罪学，只好斗胆抛砖引玉）当然，如果计算犯罪率，用副部长提供的数字，外劳的犯罪率的确比整体犯罪率来得低。

不过，罪案程度的轻重，单单从简单的一个总体数字是看不出的，试看：“外劳涉及的罪案，以结伙持械抢劫（29.8%）、谋杀（17.06%）及持械抢劫（15.79%）最多。”这三种罪案加在一起是62.65%！远超过一半！而谋杀、持械抢劫和结伙持械抢劫被警方列为严重刑事罪案，在外劳涉及的罪案中占逾半数！（对不起要学会用感叹号，虽然是很不好的语言习惯）还有还有，“有关数目每年逐渐上升”，用A来当成是B的偷天换日手法，请问副部长，凭什么说情况受到控制？这不是误导是什么？

可悲的是，记者被他聪明地利用了。

是不是真的受到控制，人人各有说法，学者可能需要费时研究各种因素和变数，既然尊贵的副部长这样讲，而且是在崇高的国会厅堂里说的，记者可以如实报道，但不应该加入自己主观意见，用价值偏向的字眼“仅占”、论断式的导言。

遇到数字，记者应该特别小心，不只是求证数字真伪和准确，还应该了解掌握其背后的含义。我相信这一方面经济组的记者会比较敏锐，但是其他记者的表现令人摇头。

除了没有追求客观报道，这则新闻也缺乏全面平衡的报道，既然阿布瑟曼是回答而连突区国会议员东姑阿兹兰的问题，和华都牙也国会议员冯宝君的附加问题，才“爆”出这些数据，那么请问他们俩提出的问题是什么？阿布瑟曼有针对问题而回答吗？

中文媒体只知报道这些数字语言游戏，结果传播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今天翻阅报章，英、巫文主流报章Utusan Malaysia、Berita Harian、The Star、News Straits Times都没有关于这则新闻的报道**，它们是有其他重点报道议程，还是根本不屑这类新闻，不得而知，只是显而易见，连主流媒体的内容差距都如此巨大，人民接受不同的资讯和想法，一个马来西亚长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文报是厉害，什么新闻都有，但就报道的素质，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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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则新闻在24日各大中文报章都有刊载，除了东方日报和光华日报。

**附上有关新闻的各中文报章的剪报，包括南洋商报、中国报和光明日报。当然还有星洲日报。读者可以比较一下，谁报道中肯，谁在哗众取宠，谁的用词不当。

注：之前的文章包括本文都在针对星洲而发议论，其实没有任何偏见，不是搞针对，纯属巧合；下一篇也是有关数字的误导性报道的议论，是南洋商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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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地下停车场                     

你有试过迷失在停车场里，找不到自己的轿车吗？

我就有。而且不是最近的事，可远溯至小时候一家人出游，逛购物广场后到地下停车场取车，对着每一层不同的动物图案，大同小异的停车位和满满的车辆，晕头转向，越找心越慌，成了童年阴影。

对了，是动物图案。大象啊，鱼啊，鸟啊，当年的金河广场，是除了安邦广场之外，一家人常去的地方。它的停车场，就是以动物的图案来区分。泊好车后，有了上一次迷失的经验，妈妈总是叫我们好好记住旁边柱子上的图案。可是每回取车时，总得大费周章四处寻找，有时还得上下楼梯，才发现车子不曾移动，是我们忘了位置与方向。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广场停车场的设计，迷惑了我们的心智，还是过于自信的心理，导致了理性的盲点？

告别了童年那一段恐怖的经历，近来又开始了在灯火通明的地下停车场找车的征途。以前还小，和父母及姐姐一共四人，找车时总是不会发表意见，就听着妈妈的嘟囔，姐姐的猜测，爸爸的固执和坚定的脚步，默默走在后头。现在长大了，车子停在哪里，要靠自己找。看着墙上的数字、符号、颜色，回忆刚才下车时触目所及的标志。人真的有错觉，有认知盲点，有感觉误区；难怪日常生活中我们错过一些人事物，一些细微的感情从身边飘过，没有留意，没有关心，就再也回不到过去。

你觉得哪里的公共停车场最照顾使用者？The Curve？One Utama? Pavilion？KLCC? Times Square？一定不是谷中城，我曾在那里迷失了两次。第一次赶时间，想尽快找到车子，结果越找越急，越急越找不着，不相信车子会凭空消失，也不相信车子被偷，一定还在那里，只是我去不到。走着走着，问下问下，渐渐感到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然后那辆熟悉的蓝色小灵鹿就映入眼帘。

第二次在谷中城停车场找车，也是一个人。这次是看完午夜场出来，车少人稀，我的脚步声响清晰，我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慢慢找吧，不急在一时啊。可是，当你离开目标不知道多远、还有多久才寻见，你会不由自主心慌、焦急、紧张。特别是你身边没有别人，没有人对你叮咛，当然也没有人对你囉唆。孤独感油然而生，空虚会谋杀你的自信。渐渐你会发觉，寻找的过程漫长，不重要；难挨，不重要；最重要的，你找到了吗？

那辆属于你的车子。

在公式化的广场地下停车场里，茫茫车海中。

                                                                      2009.5.17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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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没有人想知道两线制吗？

——全辩观后感（原版）

（原文经删节后刊载于3月17日南洋商报言论版） 

整个马大东姑礼堂都是人，包括台上的辩论员、台下的评审们，难道没有人想搞清楚什么是两线制吗？

我相信会有，可能更多的是大家都搞清楚了，所以就不当一回事，拿了辩题就开始辩论。

3月14日晚上九时，第12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决赛，由拉曼大学（正方）对垒马来亚大学（反方），辩题是“我国实现两线制，关键在于政党/人民”。

我觉得这个辩题有三个重点：“我国”、“两线制”和“政党或人民”。我国，也即是马来西亚，所以辩论应该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双方辩手都没有离题，但是，当谈到两线制时，问题就来了。

“马来西亚”的两线制，是怎样的两线制？首先，两线制是什么？它是一套政治制度，还是一个选举制度？或者只是一个政治的模式？双方辩手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说明，所以我只好很莫名其妙的听下去，一边尝试以自己的常识理解两线制。

边听边分析，我觉得，正方的论点是：只要政党能够壮大、坚持结盟，就能够实现两线制；反方的论点，人民的力量才能促使政党壮大和执政、决定政党轮替，两线制才能成型。

我越听越觉不对劲：难道我理解中的两线制是错误的？美国算是两线制的国家吗？如果美国人每一届总统选举都选民主党，没有政党轮替（当然并非不可能），它不算是两线制吗？评审之一的黄进发有一点很对，两个势力均衡的政治阵线和有轮替执政的潜能，才可算是两线制。菲律宾的人民力量推倒了埃斯特拉达选出了阿罗约夫人，可是他们“被两线制”了吗？

这样一想，正方会占优势吧。可是正方同学一开始就强调308海啸公正党、行动党和回教党的合作，全国普选大胜后结盟成为民联，隐然成为两线制的雏形，之后的一系列乱局，在在说明如果民联不争气，两线制无法落实。

这里我又奇怪了。正如刚才引用美国总统选举的例子，如果共和党逢选皆输，甚至连参众议院选举也输掉了，变成蚊子党，它还有两线制吗？有？因为美国只有两个党？不，美国不仅只有两个党。那为什么我会认为美国是两线制呢？政治权力制衡，政党轮替能力。马来西亚的两线制，难道只能由国阵和民联来完成吗？为什么巫统不可能和回教党合作，抗衡公正党、行动党、马华、民政党的联盟？政治上的天方夜谭，为什么有时发生，有时无法成真？

是人民吗？反方同学说得对呀，人民手中一票可以决定政权的更替，不过人民脑中成熟的思想，才是决定两线制能否实现的关键。只有成熟的选民，才有成熟的政治。

执政党企图破坏两线制的动作和反对阵线的壮大，当然也是实现两线制的关键。政党的合纵连横，会促成马来西亚的两线制模型。

问题是，谁的关键更关键。

是人民决定了政党的兴衰，还是政党影响了两线制的发展方向？

辩论不只是逻辑思维的运用，语言表达能力的考验，它更要求对辩题的掌握。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报章上的政治人物辩论时常常离题，在正式的（但是比较像在宣传）公开辩论会上也时常回避问题。原来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啊。

在“我国实现两线制，关键在于政党/人民”的辩题上，你要告诉我政党或人民怎样在实现两线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首先是要把“实现两线制”与你的论点结合起来，而不是由谁执政、谁有投票权等等我认为是已经混淆了的概念。所以，先厘清你对两线制的定义，这样你就可以说服我了。

全辩这次赛制的改革是可喜的，质询环节增添了法庭聆审的乐趣。对于质询的环节我有个看法：正反双方三辩的质询和小结时间各是2分钟30秒和1分钟30秒，如果一个狡猾的答辩方故意拖长时间，质询方可能会损失一个宝贵的问题，甚至整个环节只问到一两个问题；不妨将这两个环节的时间加起来，再补多一分钟，己方队友回答问题的时间将从中扣除，这样一来防止作弊，二来队友快速简洁的回答可以让三辩有更充裕的时间作小结（不过这个建议实行起来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吧）。

只有一个遗憾，决赛队伍表现悬殊，是更强的队伍之前已经被淘汰了？我可能错过了这次全辩最精彩的赛事，但我没有错过3月14日晚一个令我大开眼界的赛会。

20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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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超级烂影评

星洲日报娱乐版的编辑不知道是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是刊载本报记者的烂影评（不，星期刊除外）。

这一篇《艋舺：最幸运的是……》就像影评新手的作品，不算影评，只是观后感，而且不知是作者电影知识缺缺还是故意要写得大众化，遣词用句随便，不经大脑，什么是“精致有余，精彩不足”“一再使劲地挥洒非一般的酷劲”“一部非常浪漫化的黑道电影”“幕前幕后都极尽浪漫化这部电影”……

其实以上看了就算了，毕竟人人看电影都有自己的一套解读和文字表达方式。只是作者最后画蛇添足地庆幸豆导和周杰伦合作破局，又讥讽周董的演出。

问题是，人家都没有演，就说“不断令观众发笑的耍帅”“听不清楚台词”“很难想象演17岁的角色，会是什么样的灾难”，当初《说不出的。秘密》取得口碑票房，大家都追捧周杰伦饰演的学生角色，现在周杰伦在电影声势滑落，见红就捧，见低就踩，我不是周杰伦影迷，也觉得这样的所谓“电影酷评”简直不知所谓，是最坏的示范。

将没有成形的可能性拿来品头论足，末了还要取笑一番，自以为幽默，最好笑的是，在文中称赞赵又廷和阮经天的演技，将他们拿来跟平时在电视剧的表现作比较；却不知道要批评周杰伦的演技，也应该拿他和其他电影的表现比较，才算公平。可是他连演都没演，就被作者用“蚊咬”来比较“艋舺”了。这种事后诸葛马后炮的言论，收皮啦。

既然说豆导的表现可说上佳，难道一个“上佳”的导演无法让演员达到要求么？豆导和周董合作不成，自然有商业因素或其他考量，他挑选阮经天和赵又廷，必然也是看中他们的某些特质。

星洲副刊和娱乐版的排版一向为人所称道，有人更谓目前副刊做得最好是星洲。姑勿论之，我觉得副刊电影版做得最好的是南洋商报。不信而欲争辩者，请先订阅南洋三个月，才下定论。

电影版编辑不是说刊登一些美美的明星照片，把缤纷夺目的电影海报剧照在版面上精彩呈现，专访热门影片、知名影星，不时刊登几篇塞版位的影评，就可以交差了事。那只不过是娱乐组的事，星洲基本上没有电影版，有的只是星期刊里的影评版。

做好电影版不是一两天的事，它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累积；电影既是娱乐休闲、又是文化艺术，还是一盘全球大生意。

把副刊的层次越做越下，“迎合读者的需求”，是等而下之的编辑；了解读者的心理和口味，引导他们发现新的风景，逐渐提高大众的品味，这才是副刊人应有的期许。

像这篇“酷评”，用拼音输入法还出现错字，“美术设计”变成“美术涉及”，赵又廷变成赵“由”廷，只能说作者根本没有对自己负责，一个连打完稿后都不仔细校对的记者，没有校正就上稿的编辑，对文字不敏感，没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一味以为美术排版和明星靓照就是一切的主管，唉！

耻辱啊，耻辱。大报之耻。耻为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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