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魚

我在哪裡……

在午睡……嗯……我可以感受到床邊那扇打開的窗，坦蕩蕩地把一片晴空框起來，清明悅目， 天高氣爽。

這幅畫面不是靜態的。我不必睜眼就可以倒背如流。可不是，你聽，“吱啁啁吱啁啁”，呵呵，一隻饞舌麻雀漂亮地展示飛功，從空中筆直劃過，乾淨俐落，唔，用不著猜，我知道是柔若無骨的午後季候風，躡手躡足不知何時潛入，促狹著向我吹氣呵癢……

“阿弟，你站這兒！妹仔，妳去那邊！”
“噢，等等我！”
“快呀！嘻嘻……啊！不要抓我……”快躲起來，姐姐抓人了，我知道大魚缸的角落是個藏匿的好地方……快……
“看到了！”姐姐喊……
“看到了！出來！臭坑！”咦，不是姐姐，是翠絲汀的聲音……是外甥女在指揮表弟妹捉迷藏……“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好吵， 誰把鬧鐘調在這個時候響？

“嘀嘀嘀嘀……”似乎離我很近，嘀嘀嘀嘀，一波又一波地送過來。

竟然是我自己的鬧鐘： 下午5時。寢室暮氣沉沉，窗是閉的，天冷。我為什麼預設在此時此刻醒來……有約會……沒有。
我在哪裡？……宿舍……台大……台北 ！我回來了。開學了。

“臭坑！”翠絲汀稚嫩的嗓子像十多年前的姐姐，斥責在遊戲中耍詐的參加者，麻溜老練的福州話渾然天成，仍在我耳際回盪著，“臭坑！再臭不和你
卡溜了！”認真地，霸氣十足。我發現自己正神經兮兮地，躺在黑暗中擁著棉被暴笑。
“臭坑！”字正腔圓，這兩個字，從出世時只會哭得羊咩咩的翠絲汀口中生產出來，並且承襲著同等份量的要脅及那麼點權威感，讓我覺得有趣又詭異。她是如何做到的？從理解、模仿到運用它發號司令？嘿，無論如何，這兩個惡字的生命確被延續下來了。

鬧鐘是過完春節，從家裡回到這座島之前，爸爸叫我帶來的。可是，為什麼是下午五點？我記得，這個美國製造的鐘，是爸爸在新年前夕買的，年初一的傍晚，我們與到訪的朋友聊天時也響過一回。是了，八成是爸爸設定清晨五點起身徒步運動，他那管什麼a.m.或p.m.，他就唸幾年私塾，當時他還是中國人，當然不學洋文。

我的家在海外。

海外哪裡啊？人們對家國的具象概念不是以地的邊緣為界嗎？排除於土地中心之外，在那望不見邊際的區域之涯的抽象疆界，就是海外，住在那些地帶的黃種人，都是一種叫做“海外華人”的族群。這種血統的歷史性往往多於地理性。因為，不管你站在世界地圖的正中央──太平洋上，經度180度和赤道的交集點、抑或世界第一大洲的中心地段，“海外”依然是你的血緣──鄧主席生前“教導”要效忠僑居地、蔣總統曾推崇為革命之母、混合著離散和尊榮的尷尬身世，雖然你其實並不認識他們，也不明白兩人到底與你有何親戚關係。

我爸倒可能對他們略有所聞。他好像就是在既不嚮往革命烈士的無名光環，也沒有意願成為同志的情況下，隻身離開土地。對於那個時代而言，我爸爸的理想太高了；想安居樂業、成家立室，只好前往未知的“海外” 。

真妙，不是嗎？一個家族的故事可以在一個人一生中某一時間的一個念頭之下改寫。一個生命的命運，也可以潛伏在一個人的身體裡隨之改變、從基因到成熟成形，已然橫越海洋，遠赴他鄉，連記憶都沒有。

我生在“新福州”，幾乎全鎮人都說福州話，以及福州音濃重的華語，我們不稱中文，因為已不在其“中”；也不叫國文，我們小時候都以為國文和馬來文殊字同義。“新福州”是福州人血汗匯成的新家園，是一座叫“詩巫”的小
鎮。“詩中的巫國”，就是爸爸選擇安頓我們的王國，讓我們一年又一年在翻閱“馬來西亞童話故事”、“中國民間神話”、“印度民間故事”、“達雅英雄傳奇”之間，“多元文化”地成長，長成人類學物種變異的證明品種。

熱帶的泥土把我們陶塑成“可可人”，外褐內黃。我們的眉變粗了，眼睛變大、瞳孔變得原始，顴骨也機警地高聳。當我們發育成人，走在北京首都機場，人們會問我們是否菲律賓或印尼遊客。當我們來台灣唸書，同學會像讚嘆非洲人說中文一樣地驚呼：“你怎麼會講國語？”是的，我們一生中往往得花不少
時間去解釋自己的身份，去調適仍游離、未完全沉澱的細胞，以及，成年後轉為顯性的，半私密半不倫不類的鄉愁。

因為在海外 ，不免對陸地好奇。因為知道血脈源自陸地，於焉產生窺探的慾望。

秘密的逗引始於爸爸桌上的“中國”郵票。當我長到視線與桌面平行的高度，就悄悄覬覦那一封封疊得整整齊齊的信封了，我總是趁爸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隙縫鑽入那間房，像例行觀察計劃的執行者，緊盯著郵票上陌生的灰、褐
、暗紅色彩，揣想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度捎來的訊息。我衣服上斑斕的太陽花、木槿花與那些灰灰沉沉的調子就那般兩相凝視。

我沒有問他。二十多年，我始終不曾進入他內心，他當然也沒有什麼“親子關係”概念。我曾經以為他嚴苛冷漠，其實是不善辭令。他的大半生時間都用來開墾、刻苦耐勞、娶親養子，哪有時間去“口述歷史”；倒是媽媽，他用五年割膠工資賺來的聘金相中的妻，透露了片段枝節，提供基本線索。

他絕不知道 ，我中學歷史考得最好，與他不無關係。當我秉燈夜讀，我哪裡是在備試，我在忙著尋找他的蹤影呢。

“三四十年代，支那天災人禍、饑荒加上戰事，國軍強召長男入役，民
不聊生，福建省以南大批華人前來我國謀生，協助開墾……”，即使躋身馬來文字中，我仍然可以認出混在人群中，少年的他。只是，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離家、出國，他臨行最後一回躺在自家的床上，窗戶外是什麼景像？他會不會記一輩子？告別爹娘和弟妹，赴一個未知
的方向，除了生離，死別的陰影可曾籠罩他？
我更無從想像，在早期船艇裡，飄流汪洋長達一個月，是怎樣的漫長，腦海但浮現博物館中，簡陋的昏暗艙房，木板上飯菜的模型，三個金屬盤子，盛裝幾片豆腐乾、長豆，供應一整長桌乘客的糧食……。

“割膠工人凌晨未三點即起身，戴上頭燈，提著膠刀膠桶開始割膠。割膠工人皆勤快吃苦，晴天是他們的工作天；遇上雨天，割膠工人只能乾著急發愁
，因為生計成了問題。”我能勾勒他發愁的神情。八十年代初，全球經濟衰退，他不但失去笑容，而且三百六十五天深鎖眉頭，這一切，都看在我 ── 一個小學生的眼裡。

椰風膠雨， 色彩繽紛鮮艷的奇花異卉，伏虎群象……這是許多人對熱帶雨林的想像，風景明信片式的，剝除了書寫策略的裝飾、驚險傳奇的刺激，或
環保、地理知識的實效，我懷疑它還剩餘多少浪漫與魅力，尤其，對一個四十年代孑然一身、孤單無依、連徒有四壁的“家”也沒有的少年而言，林子裡不但難得一見世界第一大奇葩萊佛茜亞(Rafflesia)，反而遍佈每日必須涉經的雜草，導致腿部長年累月生瘡流膿、苦不堪言；加上日以繼夜引針抽血的惡蚊，一口咬
在瘡痍滿目的傷口上，抓得癢來，一雙血腳已不忍卒睹。除了體外傷膿，雨林也是瘧疾和霍亂的滋生地，在荒山野地上吐下瀉，天不應地不響，都是常有的事，提供了豐富素材予“病痛文學”倒是真的。

“一九四一年，日軍上岸，佔領新加坡、馬來亞、婆羅洲……凌虐百姓、姦殺婦女、佔領民財……”我知道，日軍命令百姓自掘土坑，以埋葬槍斃後的自己；日軍用自來水灌腸，百姓肚爆致死；日軍掌摑人民，頭歪骨折，殘廢一生；日軍……無數耳熟能詳的歷史畫面被上一代流傳著。我們被訓誨的開場白一向是：“你們呀，沒經歷日本時代，不知道苦……”，我想我真的無法知道，這樣的恐怖歲月，一天已教人無法消受，何況是三年又八個月，並且活了下來。他也許曾苦笑，早知就在故鄉當兵，戰死沙場也快活過這種日子，此時此地，何生可謀？

很可能，爸爸的生理心理就在這些熬煉中突變了。大半生的烈日烘焙、風吹雨打、撥弄曲扭，這一切遠遠抵銷最初十四年的黃土高坡與冰寒體質。冬天冒嫩芽的竹筍，雪中的梅，漸漸從記憶庫淡出，只收藏在山水畫裡。

到我出生的時代，爸爸已備好完整的家迎接我。近廿年的歲月，我一直很理所當然地獨佔一房，享受寬敞的客廳、廚房、露台、可盡情奔跑的石灰路，以及綠油油草地之間結果纍纍的紅毛丹、芒果、番石榴、香蕉、木瓜，紅橙
黃綠一應俱全。我們不用擔心被蚊子咬，因為爸爸總是讓草坪維持一至兩吋的高度，隔一段日子即把落葉堆成小山，放火燒得乾乾淨淨。我們也可以毫無顧慮地嬉戲野草上，偶爾生幾顆瘡，到爸爸琳琅滿目的藥箱一探，隨手滴個消毒水﹑敷上藥就成了。

木板搭建的大屋子，以及週遭廣闊的空間，是爸爸赤手建立的王國，只是﹐
他自己並不常在其中，除了休息。每天早晨天未亮透，爸爸毫不拖延的開門聲準時就宣佈一天的開始，未過片時，腳步聲已拾級而下，消失在石灰路末的鐵門。傍晚時分，我愛躺在斜木欄杆上，悠閒地觀看天空上姿態萬千的飛鳥，以及忽爾像小狗，忽爾又像鯨魚的白雲，直到倦鳥飛走、雲層也被紅霞染遍，天色
緩緩沉了下來……一個人影，此刻就會適時在夜幕閉合的一剎那穿過籬笆門，騎著單車歸來﹐這時我便會一躍而下，跑向他接過工作包。那皮面已畫花、拉鍊被厚厚的賬簿撐壞，有魚蝦氣味的包包，裡面有我期待了一天的華文報紙，也洋溢著爸爸的氣息。他是家的創辦人、 家長、資源供應者，但他極少出席於有形。他從黎明五點到晚上六點之間的喜怒哀樂，和我出世前的歲月一樣，統稱在“過去”二字裡。他像那棵佇立屋外的椰樹一樣，為我們擋風遮雨，提供果實果汁，而又沉默、無求地低調成風景的一部分。

幾十年就在孩子們忙著長大、忙著鬧情緒、忙著憧憬和要求中如飛而逝。當我也乘搭飛機離家升學，爸爸已年屆七十，終於決定退休，為近六十年的奔波勞碌劃上句號。

當他回到他的王國，那幢獨立式大木屋，孩子都已離開，建立了各自的家庭， 甚至已繁衍了下一代。幾十年的流轉，使一個少年成為“爺爺”和“外公”。在扮演家長、父親，重複又重複的鏡頭，一直到第三代的出現，他早已停格為永遠的望鄉人，文化名詞的標誌，在海之涯。

我在四面環海的島上，用他的文字閱讀他的故國；我的書寫和他的衰老在時針分針嘀答嘀答中，同時進行。我每隔一年回去團圓，他的白髮有增無減，他的面頰越陷越深，尤其那雙走過春夏秋冬，行過窮鄉僻壤的腳，已開始疼痛。“就像樹木，老了內裡就朽了、腐了。”他輕描淡寫，似乎形容的真的是樹木。四週的果樹倒的倒、砍的砍，都打橫躺著了，因為枝幹已枯竭，不再輸送養料和水份。我兒時躺過的木欄杆，何時也已脫開，並且呈乾裂狀……

不過，這趟返家﹐我從看夕陽的那個角度望去，訝然發現一堆土坵，那是前
些時爸爸又拖犁翻土，準備種木瓜樹用的。他說，等我明年回去又有水果吃了，又大又紅又結實的甜木瓜。

哎，我剛剛怎麼在睡覺呢？想起來了，頭痛又發，覺得冷。其實溫度不低啊，只是每次從家鄉返校上課，總鬧水土不服。一個月當中，從冬天移到盛夏，又從盛夏移回初春，我適應不良。

有一回我遲遲等不到機票，同學笑曰游泳回來。我不能。我的生命是被移植的，是那種連根部和著一小撮原土另植他處的移法，我不是游動的生物。

我在海外，在當地的溫度、濕度、光線的呵護下長成，我身子裡的生命力來自芒果、榴槤、木瓜、野豬、土雞、魚乾……，我在揮汗如雨的天氣裡雙頰紅撲撲滿是活力，在寒流中卻蒼白蕭瑟………

那爸爸呢﹖沒有人知道，在海外，爸爸曾否思鄉成淚，如何咬緊牙關克服痛苦與恐懼，快樂時向誰歡呼，悲傷時向誰求助，我猜，更不會有人過問他曾否生過青春痘，甚至…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來自中國，憑赤手空拳開拓了我們的家園。

他活在二十世紀，但二十世紀史裡絕不會有他，即便只是做為歷史符號的一小點。人類書寫的歷史，記載的是科學產品、戰爭、光環和銅像，爸爸的生命史，卻將記載在萬年前被海水漫過的泥土裡。只要仍有麻雀飛過、有風拂過、有腳印踏過，只要鄉音依舊，兒童一代又一代長大，生命史的律動就不變，哪怕在春夏秋冬或四季皆夏的國度。
我的家在海外，有空來坐坐。

(1999,臺北)

*记得初发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主编黄俊麟设题目为 輕/重。

<�輕/重>

「五十公斤的鐵釘和五萬公克的棉花，那一樣比較重？」
　　這是中學時常遇到的考題，我總是愣了一下，心想「又是你，你想怎樣？」
　　當然我根據事實寫下了正確的答案。
　　但鐵釘在我心目中還是重的，棉花也仍是輕的，說不上的感覺。
　　「在真空之中，五十公斤的鐵釘和五萬公斤的棉花，那一樣比較重？」有時出現這個版本，帶著一絲試探和揶揄。
　　我卻莫名地發起愁來。
　　打從出生，我們就不停地賣力累積重量，尋求更穩固的定點，因為誰都知道，沒有人可以活在真空狀態。不知從記憶的那一個階段開始，「輕」早成了最難負荷、擁有的重量，教我們無所適從。
　　我看過太空人在真空的太空艙裡生活的記錄片：所有羽量級、重量級的身軀像一群失焦的魚，在摸不著向心力的空間裡笨拙而滑稽地抓划，努力捕捉一支牙膏筒，抓著了，再吃力地將泥狀食物擠出，塞入口腔，一張張成人的臉遂露出單純而滿足的笑容。那樣的生命狀態，勾起我藏匿在年歲的深處﹑一種叫做記憶的纖體裡的一絲甚麼。
　　我記得在不知名的記憶角落，我彷彿曾像一顆沈甸甸的錘子，為著自己莫可奈何地膠著於區區一方小天地而焦躁不耐起來。
　　回想起來，任誰都要驚嘆自己早慧的創造力和勇氣，那簡直是使無變為有，驅逼生命向長征邁進的一股銳氣。我們都曾不顧一切地扭動一邊的臀部，不懼恥笑﹑顛顛簸簸追求移動的可能，於是，當我們以狀似柔若無骨的造型艱苦費勁地蠕動，拼命挪向可望不可及的位置，那些行走的人們則曖昧地大笑起來。
　　生命中初次用雙腳站了起來的經驗，應該是刻骨銘心的吧。雖然雙腳哆哆嗦嗦抖個不停，對自己在倒下之前尚可支撐多久毫無把握，然而，可笑的身體上卻是一張最有尊嚴的臉，驕傲自豪的表情令人捧腹不已，尤其，那雙眼睛煥發出又驚又喜的神采，足以把全世界的不可能化為可能，彷彿一旦有了這一趟拿捏輕重的經驗，就永遠不會忘記。
　　當我第一天上學，雙腳套上馬鞍般堅硬的暗紅皮鞋，咯咯咯走在沙石路上，從此開始擁有固定而必須行走的道路。
　　起初，我總是一板一眼監督著自己的腳丫，垂首乖巧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小小的身影怯生生打那條通往學校的小路經過，直至我的西瓜皮小腦袋影子越過校門打在地上的條紋光影。
　　漸漸我學習跑起步來，享受變速的暢快，我甚至嘗試攀爬上樹，以九十度的垂直為腳掌使力的介面。我還愛躲在樹縫間，忽地以腳面倒掛樹幹上，兩手往嘴邊捲成傳聲筒：「噢唷噢，泰山在此！」然後雙腳一使力，炫了一招空中翻轉，復坐回樹幹上甩著無所事事的雙腿。
　　可打從甚麼時候開始，行動竟然又回歸非本能的範疇，我不禁疑惑。那由於掌握了活動而帶來的喜悅和新鮮感，那腳掌敲擊地面的有勁節奏，究竟是何時離我而去的？
　　曾經，真的，曾經，我只是單純地活在一系列的發現之旅裡，我和玩伴們在其間測試自身的存在，盡力地把自己伸張、綻放，每天都搜尋新的收穫和突破，所謂時間，只在母親喊著「吃飯了！」的召喚中，敲鐘似地過場一下。
　　那時流行的一齣連續劇「太極張三豐」，主題曲中有這麼一句：
　　「誰能力抗勁風
　　 為何樑木折腰
　　 柳絮卻可輕卸掉」
　　大人們都以為說的僅僅是太極，而且也僅是說說而已。
　　我卻知道那是真的，那是一種關乎輕重的奧秘，掩埋在歲月的河床裡。
　　在那兒，我們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認識且熟悉時間與空間的柔韌和彈性。那是一種屬於語言範圍以外的狀態，只能感受，不可言傳，如同走鋼索的人，我們只能欣賞、感動於他精準的平衝之美，卻不能問他是如何游走在那最巧妙的觸點上。
　　其實﹐每一個人年幼時都是特技員出身，只是大家不知何時都馴化、鈍化，一身絕活不知不覺間荒廢了也不以為意。
　　在那被遺忘的時空裡，我們的一舉一動在在皆為激起無數心驚膽顫，雞飛狗跳的壯舉。且看，上一分鐘我們還在地上玩跳房子、把城門的遊戲，下一分鐘我們已不耐於安逸，自行將難度升級，把場景搬到五呎高的洋灰池上，在四吋寬的池沿間疾走﹑追趕著彼此﹐在無路可退的死角岌岌可危之際﹐發出勢可復甦心肌的尖叫聲──，母親往往蒼白著臉衝出來欲叫救護車，我們即象徵式靜默一分鐘．．．待她走遠，便發出野獸般的歡叫聲，犒賞自己的高水準演出。
　　那是一個豪氣萬千的時代，那更是一個嘉年華盛典。
長大後自以為成熟的人們太寂寞，因為英雄都還俗了，也許，過度的期待教英雄感覺太沈重，又或者，欠缺真心的喝采讓英雄活得太空虛﹐這真令人深深懷念起那個久遠的俠義小王國．．．。
　　在我們那一個玉米田邊的小社區裡，查理是我們共同的英雄。
　　查理並非來自顯赫的家庭，這點即便是我們這些最不以貌取人的眼睛也分辨得出來．．．查理結實而優美地翹起的小屁股，常常大方地敞開一小洞眼，讓我們又好玩又噁心地伸指一扎，瘋顛顛地笑成一團。
　　查理常常在吃飯時間流連於不同玩伴的家，父母們都會喊他吃飯，因為大家都知道查理沒有爸爸，是個外國人的孩子。查理的媽媽是個美麗、蓄著一頭烏黑長髮的年輕女人，可惜命不怎麼好，丈夫回一趟故鄉就跟別的女人跑了﹐一個人養孩子，沒甚麼時間看管查理，所以查理功課老趕不上，整天野孩子般動個不停。
大家都這麼傳的。
　　但這些消息對我們而言一點也不重要。我們當中，任何人只要有一項獨特的一技之長，就可以在我們無私的歡呼聲中成為快樂英雄。
　　查理是我們一群玩伴裡最藝高膽大的一位。只要查理一來，我們就排成一列極有默契的隊伍，浩浩蕩蕩、爭先恐後跑上二樓的陽台，極熟練的體操選手般登上欄杆，一昂首、一縱身，一聲聲高亢的「我來了！」── 朵朵白蓮似的人形降落傘紛紛接踵進入空中、笑鬧、漾開、徜徉、忘神在這種挑逗地心引力的遊戲裡．．．．．．當然我們沒有忘記在降落地面的一瞬間屈膝、伏身、讓一雙粉嫩的赤足穩健著陸、直起身、挺胸、露出燦爛的笑容。
　　我們一直都與地心引力維持著相互調侃而愉快的關係，因此，那個傍晚，當我正悠閒地躺在樓梯旁的斜欄上，欣賞飛鳥穿梭出入紅橙色的晚霞之際，隔壁忽地傳出一聲長長劃破空氣的慘叫聲，我不禁嚇得呆住了。
　　我們都不明白阿蘭姨是怎麼摔斷腿的。聽母親說，財連叔愛上別人，要與阿蘭姨離婚，阿蘭姨便跳樓自殺。那慘叫聲是財連叔發出的，當阿蘭姨還在半空中。
　　阿蘭姨沒有死成，卻摔斷了腿。我們看著哭哭啼啼但眼淚不多的阿蘭姨被抬上救護車，想不透她是因為太重而摔斷腿，還是因為太輕而自殺不遂。
　　降落傘的遊戲依然斷斷續續進行著，當大人不在的時候。因為我們意識到，只可以在小孩子的公共時空裡進行我們共同信仰的特技，否則，只要有人大驚小怪地慘叫一聲，我們便得一個個失靈地摔斷腿子。
　　的確有人摔斷腿子；在姐姐十三歲那一年。
　　那時我們都喜歡在樹上看書。
　　不是坐在粗壯的主幹上看。我們都知道，最舒服的位置是那種仍嫩綠，枝椏內部猶流動著葉綠素和水份的樹梢，坐在上面韌度十足，隨著風勢盪呀盪呀．．．．有時刮起一陣旋轉式的強風，只要大腿使勁一彈，就可擺脫技椏，如剝落的蒲公英種子，飛身追逐在空中翻滾著無數個360∘週轉，表演不下百次的滿分美姿﹑臉不紅、氣不喘的樹葉．．．．．。
　　依偎於樹的高度，順著視線望出去，天空之無涯，使我相信，我是與宇宙相連的，而斜視俯瞰，地平線的無限延伸，也讓我心篤定，知道海洋是可以抵達的，一如許多不可預估的未知。
　　但這一切卻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被喊了「卡」。
　　姐姐竟然在上國中前的那個暑假從樹上摔下來。姐姐可是爬樹高手呀﹗
　　我永遠記得那幾個令人嘩然、繼而黯然神傷的畫面。姐姐說，看，中間那棵樹上的紅毛丹熟透了，豈不是等我去採嗎？姐姐話還懸在空氣中，矯身一抓，人已攀在樹技的末端。
　　「囡囡，幫我接住這串！」姐姐一串風鈴似的笑聲向我招呼，我抬頭一望﹐見整團艷紅墜下，直朝地面投降。
　　「噗！」一串飽滿、溢出蜜汁的紅毛丹撲散在草地上，緊接著另一重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墜落在紅毛丹旁邊。
　　姐姐被送進醫院時，鼻血流個不停，上洗手間也發現小解全是觸目驚心的銹紅色，結果在四面白牆的醫院躺了一個月。
　　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我們熟悉樹的每一節枝幹，就像熟悉自己的四肢呀。
　　姐姐說，不知為甚麼，突然心中一虛，手腳忽地冰冷僵硬起來，就懷疑樹枝太細了，究竟可不可能承載自己的重量﹐這念頭才一冒起﹐樹枝立刻喀嚓應聲而斷﹐彷彿下逐客令。
　　從此，再沒有人敢坐在樹梢末端，把重量交託，去感受在空中的輕盈。雖說這是因為母親在姐姐受傷後下了道爬樹禁令，但我們自知，我們也都不敢再面對自身的重量﹐而那很久很久以前，曾經容許我自由闖盪於空間和時間隙縫的奧秘，早就離我遠去了。
　　我永遠無法想像，如果既有的行走能力被吊銷，我是否有勇氣重新回到那原始的起點，再一次哆哆嗦嗦嘗試掙脫地心引力的羈跘，把輕與重的概念置之度外﹐以純粹的認知與想望揣摩平衡的愉悅。
　　一包鐵釘和一袋棉花，那一樣比較重？
　　在地面上還是在真空中？
　　囤積了五十公斤的身軀，躺在四面鋼骨水泥牆中，隨著眼皮漸漸沈重，我漸漸發現，有時候我是一枚鐵釘，有時候，我也可以選擇做一團輕鬆地在空中翻筋斗的棉絮．．．．．

(1999﹐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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