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魚

序言：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波昂　顧彬

-- Dan juga kepada Ali

初次見到張依蘋是甚麼時候，我已經無從追溯。我只記得，那是我位在波恩Alter Zoll（古代海關）的辦公室。她來拜訪我，要在我指導之下撰寫以《里爾克與中文現代詩》為題的博士論文。

一個年輕的少女，我心裏這麼想。她年輕的形象，她發亮的眼睛，她的熱切和積極，看起來比我四個孩子中的長子年少很多。然而，今天我知道了，假如我是她的父親，她可能是我的大孩子。為何我這麼說呢？留存年輕，並且不變得僵硬麻木，是不容易的。在她的年齡，我已經如維也納人說的，被生活“折磨”（angefressen），因此有了許多人生歷練。憂鬱是我的宗教，從過去到現在。就這方面，她的《哭泣的雨林》與我契合。抑或，也許她根本就是在描述我，頻頻懷舊耽溺過往？維也納作曲家康果（Erich Wolfgang Korngold, 1897-1957）在他的歌劇《死城》（1920）裏，提到“過往人事的教堂”（Kirche des Gewesenen），那就是，所有的愛都會死亡，而我們，倖存者，在她的墳墓矗立一座教堂。

一九八八年夏天，在新加坡歌德學院進行了主題“華文文學聯邦”的國際研討會，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人民共和國、（前）殖民地香港、澳門，以及（當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外的中國文學。與會學者和作家當中，也有來自馬來西亞的代表以中文撰寫及發表論文。然而，這回卻是我初次，如維也納人說的，“帶著理解”，閱讀一部寄自吉隆坡的文學作品。

此書作者多方面與我驚人地相似。或者我更應該說，我在多方面與她相似？她和我一樣是運動員，一樣是基督徒，一樣是知識分子，一樣是翻譯者，一樣是作家，一樣是評論者和編者。她在作品裏悲傷，和我一樣。
而在生活中呢？在那裏，她是快樂的，與我很不一樣。那麼，為何我仍然為她童年、中學、大學生涯的記憶立序？

她有一種當代中國文學裏少見的微小聲音。它可能是小說、散文、小品、劇本、詩，也可能是日常生活、大自然、家、愛，張依蘋散發光芒的純淨語言，我只在冰心作品中見過。簡單的事物，每天的生活，那麼悲傷，那麼快樂，那是她的世界，與此同時，極為平靜，極為真實。這一切根本無法納入夏志清所謂現代中文作者的主要特質，即“執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 現象。

毋寧說張依蘋是居住在過往和語言裏。這使她那麼年輕，也使她的作品是那麼安靜。因為，在我們的傷悲裏，我們渴望已逝以及不再重現的一切。就此而言，我們只是見證自身的消逝。對此，張依蘋提交了證詞，我們當中的感傷者會喜歡。然而，那些被判決永久歡樂的人，將會提出他們的懷疑論：過去我們也許屢遭挫折，我們最好忘了這一切，只去思想我們未來的勝利！

張依蘋言說稍縱即逝的那些。所有偉大的文學都談論這些。勝利不屬於她和我。也因此，《哭泣的雨林》是那麼難過！

代序：我哥哥　　／张依苹
　
　　在我还野孩子般穿着白色小裤裤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累了就挂在树上采红毛丹吃的年纪，我哥哥、我姐姐已经是砂羅越稍为人知的创作者。我听来的。我哥哥叫若尘，我姐姐叫若涯。我哥哥有较多的笔名，也叫张生、张仙，近十多年他都叫“金圣”。我们福州闽清张家这一代的字辈是“永”和“一”。二哥从“永”字，叫张永众，我从“一”谐音“依”，因而不叫张永平。
　　据说哥哥姐姐学生时代是《学报》的例常作家。可轮到我投稿的年代，《学报》已经成了历史名词。但哥哥还在写。从马大毕业回乡后，一口气得了中华文艺社文学奖、砂州作家协会文学奖、客联小说奖等。砂华文坛前辈如吴岸、田思见到我，不是问我的近况，而是说：“你哥哥应该出书了。”
　　“哥哥应该出书了”，这叮咛萦绕耳际，像是砂拉越的文学前辈们把一个责任托给了当年毫不知情，在犀鸟乡土地上玩到满头大汗，眼睛大大脸蛋嘟嘟的那个小丫头——而不是如今的专业文学工作者。
　　我把二哥的作品约略编辑投去了福联出版基金会。哥哥问：书名叫《源》，还是《夜，啊长长的夜》？我说“夜，啊长长的夜”已经被专文评论过，不怕生，就让它当书名吧。那作者的名字呢？张永众吧。但评审结果公布，主办当局宣布的名字竟然是金圣。我说，就顺其自然，以金圣的笔名出书吧。
　　“我本来就是金圣啊。”哥哥说。
　　是，他本来就应该写作。我心忖。他确实能写一些只有他写得出的故事。
　　同样毕业于马大，哥哥回家乡工作去了，我却始终不敢。那种“不敢”就如早年旅台生都“不敢”回国的情形一样。这是一种说不清的矛盾和悲哀，就像哥哥说的：“夜，啊长长的夜……”
　　我希望哥哥继续写，像过去一样，尽管资源有限，却坚持没有脱队，和默默耕耘的那些人一起，要写到天明、写到晨阳照在苏醒的土地上……
　
　　草草数字，聊作纪念。
　　是长大后的当年那位小丫头写的，而不是我作为一位文学学者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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