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魚

《日常生活》張依蘋
今天是二零零六年六月廿三日,一個平常的日子。
一早起來,我跟自己說,在萊比錫已經半年,接下來過的就算是日常生活了。
想起很多人,很多事物,還有一些聲音,以及模糊的純真眼神。
你們都好嗎?過去兩年多的日子,形成我的吉隆坡記憶的每一個你/們。
在台大的時候,一個朋友每年總是在自己的抵台週年紀念日吃一頓比較好的,或是買一本略嫌太貴的好書。都是上世紀的事了,忽然想起,看到的竟是一個執著的小女孩的臉。
而今天,我再次為自己訂了一個私密的紀念日,一個人慶祝,沒有驚動任何人,只是靜靜地坐在一張原木椅子上,想著一些美好的事物,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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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ck們》張依蘋
今天忙,未去奧古斯都廣場湊熱鬧。其實,上一場德國隊對壘波蘭,也只是在廣場靜靜坐著,見到許多人穿著Ballack的球衣,蠻好看的!
然而,從窗外三次傳來快樂的驚呼聲,就知道德國隊進三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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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柏林去!》張依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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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手記》 張依蘋撰

“你一旦飛翔過﹐
你在地面上行走時
就會雙眼望著天空﹔
因為你到過那兒﹐
因此你渴望回去。”
──達文西

那一年我回到馬來西亞

就因為一次回國的度假﹐一次的面試﹐結束了我在台灣的寄居生涯。於是回來了﹐就像其他曾經旅台的先輩一樣﹐離開時還是一個青春的孩子﹐回來已是‘知識精英’的後備軍﹐站在和自己的外表年齡相仿的學生面前侃侃而談﹐內心卻若去了一趟遠行﹐恍若隔世。日子逐日逐日的過下去﹐其實自己卻像一個在陌生環境找到一份差事的旅人﹐緩慢地琢磨如何在陌生的自己的國度尋找一種生活的模式。
有一首無韻之歌緩緩從心中昇起。近廿年前﹐一名藍色的憂鬱詩人曾經如此吟哦﹕‘那一年我回到馬來西亞﹐Blue 再開始策劃著另一次的遠遊…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Blue 適應對民間生疏的善意 不可挽回的時間﹐任其遙遠…’
於是偶爾在新書發表會﹑詩人搞的小圈子﹑書店﹑電影院﹐這些我輩憑著嗅覺出沒的角落﹐發現很多人都回來了﹐變得馴良﹑安份﹐走路時讓一雙腳板溫和地輪流踩在土地上﹐剪掉長髮﹑剃了鬚渣﹐總是掛在網路想像空間的十指終於安靜地平放。
‘那一年我回到馬來西亞’﹐離開過的人們都知道﹐吟遊的文字背後是漂泊靈魂的再回首。

Diaspora﹐離散或流亡

我記得﹐或者﹐我們都記得﹐赴台的第一個月﹐再次面對一種重新開始的衝擊。
第一次是從南中國海的另一邊飛到馬來亞大學時﹐除了身份證護照換洗衣物﹐從童年蒐集的記憶﹐生活的證據──那些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騷動的戀物癖﹕一年一年越變越小﹐被一年又一年吸收宇宙精氣迅速膨脹的軀體唾棄﹑遺留在衣櫥的小童校服﹐有著一層蕾絲﹑兩層蕾絲﹑甚至三層蕾絲的農曆年公主裝新衣﹑以及﹐刻劃著最初的書寫的﹐佈滿歪歪斜斜字體的練習簿──這些原本一早預謀留待晚年以為緬懷﹑回憶的物件﹐被時光隔絕﹑煙化﹐四年一夢乍醒﹐最初的家成了鄉愁的座標。
文字的世界是最龐大而無形的迷宮﹐一旦進入﹐只能往前走﹐回頭路比前進更迢遠。於是以義無反顧之姿﹐在上個世紀最後數頁翻飛之先﹐遁入那佇立福爾摩莎近一個世紀的椰林大道。
霎時﹐在路上﹐忽地再看不到‘berjalan’﹐‘berhenti’﹔‘前進’﹑‘停’﹐用漢字曉喻規則的世界﹐你意識到你成了一個秘密的闖入者﹐只要你不動聲色﹐人們並不容易從你的外表揭發你真正的身份。你真正的身份是甚麼﹖他們叫你‘僑生’﹐這是你旅居歲月之前所不知道的自己﹐你祖輩和台灣的歷史為你命定的名字。
“來到這兒﹐我有一種流亡的感覺…”那是初抵台北第一個月﹐和同樣從馬來亞大學到台灣唸書的兩個朋友發出的感嘆。她們年輕的臉龐仿彿閃過一絲擔心的神色。我從此也不再提起﹐但感覺依然延續。身份﹗你思索和反思的生命角色。語言或膚色的邊界再一次被顛覆﹐你發現一切必須開始重新定義﹐人生的位置沒有定點。

候鳥

每年的春節是台北最冷的一段時間﹐許多馬來西亞的旅台生只曾風聞﹐不曾經歷﹐因為﹐那也是學生們一年一度飛返赤道家鄉的時節。熱帶國家﹐中華文化的‘蠻夷之地’﹐可唯有回到此地﹐‘僑生’們才可能過一個團圓而熱鬧的農曆新年。
滯留校內宿舍趕寫論文的那一年﹐在台北濕冷的冬天崩潰﹐思緒思鄉成災。內在鄉愁匿藏體內猶如季節的警鐘﹐沒有飛返溫暖南方的候鳥﹐在異鄉失去理智的學術思路﹐一連數夜讀詩達旦﹐頹廢度日﹐如此熬到年初四﹐台北溫度終於回升﹐方從晃蕩如離群候鳥的失焦狀態回過神來。
春節後就是明媚三月。總是在杜鵑花血紅地染遍校園時﹐預知離別似地﹐背著沉甸甸的老牌手動相機﹐從花苞初結﹑繁花綻放﹐一直記錄到學生們再找不到足夠的落花拼圖示愛﹐又一花季謝去為止。
於此﹐大道兩旁的鳳凰樹漸漸茂密﹐從試探式地吐蕊﹐直至五月末的某一天﹐學生們一覺醒來﹐發現鳳凰花已綴滿紅艷﹐盛裝以待披上黑袍﹑頂著方帽的學生趨近合影。
總是在置身實景之際﹐以未來的角度審視當下的一切。因為﹐候鳥們都隱約感知﹐若干年後﹐在下一個寒季降臨之前﹐我們也許就在一番點數﹑囤積各類書籍﹑資料之後﹐把一切的記憶裝箱郵遞﹐呼嚕振翅飛回生命最初的領地。

旅台‧旅人

旅台人喜歡轉述一個故事﹐故事裡呈現出一個極致的旅台份子典型。關於那個大年夜﹐可能還刮著颱風﹐幾個年輕馬來西亞學子路過一間舊書攤﹐剛好瞄到一個身影──那個已經寫出不少具份量的小說和論文的學長﹐正抱著一疊厚厚的﹑紙質已經泛黃的舊書走出來﹐不太注重修飾的外表下﹐引人注意的是一雙專注有神的漂亮眼睛。
當然也有另一種版本的旅台軼事。據說曾經有一份兼職工作﹐在馬來西亞旅台生手中代代相傳。那份工作所需要的就是坐著﹐偶爾眼睛斜睨電視熒幕一眼﹐既可以有額外收入買書﹐又不會太傷神影響功課﹐是大家最嚮往的優差。可惜這份工作後來不知如何不了了之﹐落入‘外人’手中﹐成了永遠的‘傳說中的優差’。
匯率的換算﹐消費標準的差異﹐旅台生一開始總有著下意識把所有的支出乘以‘0.85’的內化機制﹐直至有一天﹐像一位唸哲學的學長說過的一般﹐發現“這樣怎麼能正常生活﹖﹗”﹐於是決定忘記馬來西亞的一切﹐過起買書像吃一碗麵﹑買CD像一天喝三公升水的生活。於是很快如魚得水地快樂得不得了。這樣的轉變﹐標誌著從旅人蛻變成旅台的狀態。
那原是島上五年生涯裡逐日逐月研摩出來的生活形式﹐一種波西米亞和蘇活的混合。研究生歲月﹐生活經年簡單而豐富﹐外在看來不過起床﹑讀書寫作﹑吃飯﹑讀書寫作﹑運動﹑吃飯﹑讀書寫作﹑睡覺﹐窗外的樹輕描淡寫地冒嫩枝﹑壯闊﹑落葉﹑褪盡﹐一季一季日常地過去﹐自己裡面卻若日日驚奇的壯遊﹐每日太陽過樹梢沉落後﹐一種因為嚴於律己而來的飽足感和狂喜慢慢滲透全人。
校園也因此成了那段日子的大本營。朋友見面吃飯常常是約在台大誠品書店門口﹑下午六點。每個月必須補充的新書﹑音樂CD不外誠品﹑聯經﹑唐山﹑玫瑰﹑大眾﹐大致足夠供養。總不忘記﹐每個星期天﹐到誠品一樓接二樓的樓梯轉彎處﹑後來變成在地下室梯口﹐取一份免費破報。以及每個月原本免費﹑四頁開版的誠品好讀。後來從30元飆升到90元﹑120元﹐當然也毫不欺場地從無顏無色化身七彩繽紛﹑有深度又年輕好玩的炫版。
離別之前﹐從台北中和坐捷運到台大的路程意義再次改變。原已經當作是出外──回家的路線﹐再度成為倒數旅程結束的風景。留守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朋友預言﹕你總要回來的。所有離開的人﹐每隔一兩年總要回來走走﹐這好像成了一種儀式。

台大地下室的告別式

離開之前﹐我沒有預告朋友。忙碌的現代社會﹐若非刻意保持聯絡﹐朋友之間一年半載見一面也是尋常的事。沒有告別﹐就仿彿也沒有離別。
我只是在起飛之前的那個下午回去台大。
複習超過數百遍的過程。經過池上便當店﹑7-11﹑那家強調賣不打針的雞肉的經濟飯餐廳﹑雲南涼麵攤﹑蛋糕店﹑婚紗店…交通燈轉綠後立刻奔過四條馬路﹐走入捷運﹑朝前進方向的位子坐下﹐古亭站換車﹐用最快的速度跑下樓梯﹐把自己塞進差一秒就關門的新店線列車。
步出捷運公館站台大出口﹐拐右﹐就是台大正門了。我習慣地從右門進去﹐門口那棵流疏半面盛開﹑半面清翠而沉靜。杜鵑花季已經過去了。我往左走入椰林大道﹐左邊第三棵椰樹三尺高的部位幾乎中空﹐張著一目瞭然的一個直徑15公分的黑洞。右邊接近行政大樓的交通島上﹐茂盛的鳳凰木樹身浮凸著幾圈扭曲而費解的樹痂。
再往前走就是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鐘。鐘聲二十一響﹐剩下三個小時留給思考。血紅色的鐵鑄傅鐘﹐和聞名遐邇的達文西所繪‘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比想像中小很多﹐意義卻不在於實體的存在。你可以沒看過傅鐘﹐但傅鐘是台大永遠的節奏。你也許沒看過‘蒙娜麗莎的微笑’﹐但她永是羅浮宮精神的一部份。
於是我終於穿過台大圖書館的大草坪﹐不進圖書館﹐而逕往地下的樓梯走。嶄新的‘台大圖書出版中心’﹐我剛踏進大門﹐柯老師正目送拜訪的客人出來。櫃檯工作的助理還不及反應﹐柯老師向我走來﹐對工作人員說﹐這是我的徒弟﹐要回馬來西亞的大學教書去了。
‘來﹗這是我們台大的新產品﹐你挑個顏色。’既是紀念品﹐我輕聲請老師挑﹐總認為這樣更具紀念。老師豪邁的笑聲朗朗﹐‘T-shirt就這個顏色好嗎﹖棗色是哈佛的顏色﹗帽子就米色的﹐馬來西亞天氣熱﹐陽光烈﹐淺色清爽﹑不怕曬﹗來﹐進辦公室坐﹗’
柯老師的辦公室就在陳列室後面。出版中心主任的會客室﹐新穎考究的設計﹑昏黃裝修燈輝映﹐充滿質感而不失素樸的典雅﹐書架上的文學﹑美學書籍告訴訪客──主人另一重更悠久而並疊的身份。
啜著普洱茶﹐聽著柯老師的叮嚀﹐回國執教的心也更篤定了。老師極謙和地以過來人的經驗鼓勵﹐教學和自我訓練常是並行的﹐更是梳理研究生涯所涉獵知識的一種方式。‘學成就是奉獻的時候了。’老師微笑。‘很好啊﹐你就放心去做吧﹗何況如果需要支援﹐你總可以回這邊找﹐這個時代的教材是更多元化了。’
‘帶一盒台大自己出的便條紙回去用。’那是印著傅鐘的便條本子﹐淺淺的棕綠色﹐透露思古幽情。臨別﹐柯老師從書架取下一本精裝臺靜農先生的紀念論文集相贈。厚重的書體﹐承載幾代台大人的感情和記憶﹐我暗忖﹐以後要探望老師就不只是一趟捷運車程之遙了。
近黃昏的時候﹐我在椰林大道慢慢散步。這些年的時光裡﹐曾經無數次在路上遇見穿著舊T-shirt﹑騎著咕噥著‘奇奇卡卡’聲響的腳車經過的柯老師。柯老師在台灣是學術界重量級人物﹐平日瀟灑地笑曰台大有一個最後的嬉皮士﹐大而化之的格調﹐學生往往在入室接受論文指導後﹐才發現大而化之背後的嚴格﹐嚴格裡參照而出的溫柔敦厚。
經過傅鐘的剎那﹐我側過臉往左巡禮﹐夕陽正打在傅鐘上﹐像極一件經已潤色的油畫﹐我的心在春末初夏的輝光中感到了一個完滿的告別式。

‘我的飛翔不留痕跡
但我確實飛過
那是我真正的愉悅’
──泰戈爾

定稿於18.07.2004 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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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際詩人節遙念那兩片心中的土地,
以及,默默耕耘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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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回到馬來西亞(組詩)/張依蘋
(存目)

《詩歌》Poetry
Pablo Neruda(智利)/張依蘋譯

《錯過》

《火祭》

《記憶兩首》

夜

痛

《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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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3日於吉隆坡朗讀發表)
2006年在萊比錫,定稿於國際詩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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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的教育──評哈金英文長篇小說"The Crazed"
作者:Ruth Franklin
香黛兒 譯

哈金也許是當今最令人迷惑的英文作家了。他的創作取材於嚴酷的中國東北原鄉﹐但是﹐令他與眾不同的並非個中風景﹐而是他的風格。哈金雖在目前任教的波士頓大學修習過創作﹐卻打破了創作課程的一切規矩──從而創造出有著非凡道德和美學光輝的作品。
哈金近六年發表的六本小說可構成當代中國人生活概況縮影﹐從氣氛緊繃的俄羅斯邊界上的軍人一直寫到中國首間‘牛仔雞’快餐連鎖店(‘Cowboy chicken’franchise)裡的員工。他早期的短篇頻頻指向‘革命’﹐幾乎是社會主義寫實的調性。不過﹐他將共產主義的淺易口號予以轉化﹐展現出一層高於他的敘述者所理解的意涵。他越寫越成熟﹐但總保留故事裡的天真本質。
哈金寫的是社會小說﹐但由於刻劃的是一個被政府層層控制的社會﹐難免也成了政治小說。在其最傑出也最受人矚目的國家書卷獎小說《等待》中﹐哈金極為巧妙而精確地處理故事的兩條線索。小說裡的軍醫孔林﹐多年來一直企圖和太太淑玉離婚﹐以便可以和多年的女友吳曼娜結婚。在孔林和曼娜發展關係的20年歲月﹐他們的國家則從文化大革命(當時﹐孔林認為淑玉的三寸金蓮落伍丟臉)的「新中國」演變為80年代中的幻滅。雖是寫社會小說﹐哈金並未忽略愛情三角關係的經營﹐通過這面熒幕﹐讀者可以窺見中國社會的全貌。
在作品的政治基調之餘﹐哈金實已擺脫異議作家的標籤﹐然而﹐他的每一本書均溫和地強調﹐高壓而腐敗的政府給中國人造成種種困境。這些困境在《狂人》一書更是成為中心﹐發生在重大的1989年春天﹐結束於6月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行動。
在當地大學文學系任教的楊教授﹐因中風而半身不遂﹐他忠心的學生﹐亦其女梅梅的未婚夫萬堅受委派照顧他。梅梅是在北京的學生﹐正準備入醫學院就學﹐她和父親都鼓勵萬堅報考文學博士班﹐以便小兩口可以生活在一起。中風影響了楊的腦部﹐他顛狂的言語使萬堅困擾失措。楊常對他講授詩歌﹐仿彿身在課堂前﹐但他卻把古典作品當成自己的創作加以討論。楊也用猥褻的言語談論一個估計是他的情人﹑‘胸如蜜桃’的女人﹐並向‘要毀滅他的敵人’發飆。雖然﹐他因對西方詩歌的喜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斥為‘牛鬼蛇神’﹐現在卻大唱那些過時的頌揚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最後﹐他宣稱當一名教授並不好過當一個小職員﹐一生都活在上級的控制之下。“身為學者﹐你是一塊俎上之肉﹐別人則是可以任意宰割你的刀斧”。
正當萬堅嘗試解開楊的瘋言瘋語──誰是他神秘的情婦﹖那些敵人到底想做甚麼﹖──他也荒廢了他的學業。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懷疑楊教授有關知識分子生涯在中國無意義的說法是否正確﹐也為決定不了該否參加考試而苦惱。此時﹐要求民主的學生在北京示威的消息傳入萬堅的大學。當萬堅發現大學裡的官僚們對示威學生的對策其實也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涯時﹐他決定加入首都其他學生們的行動──不為任何‘民主和自由的宏大目標和夢想’﹐純粹只為將一把刀刺進北京﹐“這個國家的心病所在”。
反諷的是﹐哈金的比喻風格總是在近乎陳腔爛調中展現力道﹐讓人從中感到敘述聲音一貫的誠摯。但這聲音在《狂人》中偶爾卻顯得躊躇。這可能是哈金首次在小說裡使用的第一人稱發揮的作用﹕讓讀者看透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和故事之間的落差。然而﹐萬堅的善變使一切都難以被當真。有一回﹐他系上的黨委書記派他到鄉村調查另一名學生的背景。萬堅為村子裡的貧困大感驚駭﹐當即決定放棄自己的學術事業﹐轉而為政府工作。“我下定決心要當一把刀或一把斧頭﹐以便將來可以劈倒一些腐敗的官員。何況﹐這也是讓我的人生有別於楊教授的一條出路。我要活得有衝勁﹑有意義。’萬堅的算盤打錯了﹐尤其﹐讀過哈金作品的人都知道﹐意圖從內部改革政府的結局一定是悲慘的。
姑不論這天真的想法如何不妥﹐它極有效地襯托了天安門廣場上的蹂躪。在首都的那幾幕﹐堪稱哈金寫作生涯最生動的筆法﹐一舉囊括軍人的暴行和人民的震驚。有一幕講到一名學生正在和圍堵廣場入口的軍方交涉。示威群眾逞強的聲浪不斷﹐其中一人說﹐“告訴他們﹐要經過這裡除非從我們的身上踏過去﹗”這時﹐一輛吉普車停了下來。“那高個子的上校從吉普車跳下來﹐走向仍在和軍方對話的學生。我對那官員英俊的臉孔印象深刻﹕大眼﹑濃眉﹑挺直的鼻樑﹑潔白健康的牙齒﹐加上飽滿的下顎…他一言不發拔出手槍朝學生的頭部射擊。學生當場倒地﹐踹了幾腳就再無聲息了。他的腦漿如碾碎的豆腐四濺在瀝青路上。”
在小說結尾的部份﹐萬堅的猶豫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當一個政權建立在狂妄的基礎上﹐全世界的理智和預測都會落空。哈金的作品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鋪陳﹐讓人們把他跟巴爾札克和狄更斯相提並論﹐然而﹐他哲學視野裡的黑暗則更接近卡繆。存在主義也許早就從歐洲消失了﹐中國的心病卻還沒有痊癒。

──紐約時報《書評週刊》﹐2002年10月27日

(作者簡介﹕洛芙．富蘭克林為《新共和》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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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譯於台北。謹此紀念上個世紀所有為文學付出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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