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戀島嶼

·寫寫停停

前幾年在寫作上重新出發的溫祥英，去年年底“又”出新書了。說“又”，因為溫祥英迄今出了四本書，早期的兩部作品本與第三本《自畫像》之間隔了幾近二十個年頭，而新書《清教徒》與前一本《自畫像》只隔了一年，出書頻率驚人地提高。就內容而言，《自畫像》以早前未結集的舊作為主，再以少數的新作領銜，而新出版的《清教徒》，則收入更多的近年新作，“我回來了”的意味似乎更強了些！我按他迄今出版的四本書在時間線索上的分布這麼說了，但溫祥英自己可能有不同的說法；按他說，他是每出版一本書之後，都會擱筆一段長短不一的時日的（詳見溫祥英尚待發表的《我為什麼寫寫停停，停停寫寫》）：

“山芭仔時期的“少作”不提了，後來出第一本書時，那時期的作品我一概不收入，自己覺得不成熟，算了！《溫祥英短篇》裏的作品，我主要是在探索和實驗小說的表現技巧。老實說，我對當時很多馬華小說作者的寫作手法不很滿意，覺得小說除了那樣來寫之外，更應該還有其他的可能，因此，《溫祥英短篇》所收的作品，基本上是我那時對小說表現技巧的試驗，裏頭有一些新的東西，但自己覺得不很成功就是了！”從過去的寫作談開去，他這麼說：“而且，就算找到了新技巧，但有些方法你往往只能用那麼一次，比如我從四格漫畫挪用過來的《憑窗》，你就不能照樣再來一次，否則，作者和讀者都會覺得了無新意了！”

所以，《溫祥英短篇》出版之後，寫小說的溫祥英覺得，自己在寫作技巧上一時再難玩出新花樣了，因此也就暫停了小說寫作，反而寫起《半閑文藝》的系列作品來。主要發表在《蕉風》，後來也由蕉風出版的《半閑文藝》，其實是他在面對創作瓶頸之時向外借鑒，以外國作家的作品或理論來觀照包括自己和其他馬華小說作者的作品，算是為了探索創作前路的評論寫作，也是小說家帶有目的的“副產品”了。

·文本拼貼

自覺早年太注重技巧總會有黔驢技窮的一天，代價是幾近十年的空白，因此，前幾年重新提筆之後，溫祥英毅然掙脫了繭殼，讓自己放手揮灑，甚至讓自己的舊文字在新作裏穿插出現：

“在新作品裏重新挪用和拼貼舊文字，那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呢？”這幾年讀到溫祥英的小說新作，新舊文穿透的情況相當明顯——這是其他作者相對少有的特殊情況，坐在溫祥英十八樓高的面海大廳，我好奇地問說。

“那沒什麼，寫著寫著，寫不下了就拼貼舊文咯，呵呵……”想也不想，他就直率地回說。溫祥英近期作品的文本拼貼現象，早幾年張錦忠在一篇討論溫祥英的短文裏，其實也注意到了。就此現象來征詢溫祥英，他沒有長篇大論，只是謙虛地說，這僅只是走筆的半途遇到瓶頸的權宜之計，或者就像他在一篇談自身寫作的文字裏寫的，這就像一種魔術師的手法，讓他得以在狹窄的關口上“驚險地過關”！其餘的，就留予他人及後人去評說了。

·語言混雜

學歴上屬英文教育背景的溫祥英，為何會以中文來寫作？這，一方面與他關切的題材有關，也與他的成長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這一方面，他自有專文來交待（見尚待發表的《我為什麼以中文寫作》）。受英文教育卻以中文來寫作，讓他注定生活在語文的夾縫中；來到以閩南語為社會主流方言的檳島並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而且他迄今仍無法以閩南語與身邊的人群溝通），他在生活與寫作上都存有隔膜現象，這讓他對語言特別敏感。記得他在早幾年的訪談裏告訴我，以往為了中文寫作上的精確表達，他經常在書寫過程中反复地翻查字典；為了幾個用字或詞而上下求索，當時是很平常的事。近來讀溫祥英的作品——包括他交到我手裏的幾篇未發表文字，我往往會有會心的微笑：一方面覺得，嘿，我們日常生活中慣用的某些土語驀然在文字裏間竄出來，讀來特感親切，但念頭一轉，又想：如果不在這種方言情境裏生活的讀者，讀來恐怕就不只所以了！然而，這就是現在的溫祥英，他自覺地放下了表現技巧的營鑽，也放棄了對精確和純淨之中文的追求：

“我們什麼時候生活在純淨的中文世界裏了呢？”

以前他這麼問過我，這問句其實是不求答复的。後來，他也多次在閑聊中談到：“既然我們處身在語言混雜的生活情境，那又怎能要求小說作者寫純淨的中文？小說不就寫的是人的生活嘛，我們的生活現實就是語言混雜，寫出來的小說就不可能講求語言純淨了！”

新書《清教徒》，裏頭收入了《溫祥英短篇》的幾篇舊作，也包括幾篇未曾結集的舊稿；《溫祥英短篇》早已絕版，這也算是讓舊作出土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書裏所收的近年新作，讓讀者可以沿著時間線索來比對溫祥英寫作風格的轉變，這，或許也是幫溫老編選作品者的一種考量吧？

重新整理與結集舊文稿，並且著手寫作新作品，溫祥英陸續有來，我們期待。

（2010年3月29日完稿）

（2010年4月6日，南洋-商餘閱讀版“風簷展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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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來說，林金城的檳城身份來自他寫作實踐中不斷出現的檳城影像，但就他自己而言，其實早在投入寫作之前，他跟檳城──確切地說應該是檳榔嶼，就已展開了一段不曾結束的旅程，後來甚至還形成了一種心靈上的歸程……

•林金城的檳城身份

幾年前跟林金城的第一次見面，我們約在林春美家；碰面的時候，他語焉不詳地說，那是帶太太來檳城走走的。喔，攜眷來檳，於是我的閱讀印象開始發酵，想當然耳地把他當作檳城女婿了。邀約林金城來進行一系列的訪談，並且提出這談話主題時，我的盤算，就是要藉此“澄清”許多人的美麗誤會，同時更要他自我剖析他的檳城情結──從作品折射而出的強烈印象，林金城總是跟這個北方島嶼脫離不了干係的，但其實他是道地的吉隆坡人呢！

“遠的就不提了，上一回週末沙龍在大山腳聚會時，那裡的一大票文友，原來也一直把我當作檳島人的呢，哈哈！”趁他下班之後，我們約在吧生談檳城。話匣子掀開了來，他說：“這些年來不斷地往檳島跑動與接觸之後，我確實有一種發現：那裡的人真的很‘本島主義’！”說完了目光盯著我，然後連同陪坐一旁的吧生朋友，我們仨登時浪聲大笑了起來，才又讓他繼續往下說：“因此啊，在我持續寫作與發表了不少跟檳城相關的文章之後，發現連檳城人都開始向我追問，說我到底是不是他們中間的一份子時，心裡真的有一種很…… 嗯，很‘爽’的感覺，呵呵！”

在吐出‘爽’這個字之前，他先猶豫了一下，但或許還是覺得，只有這字眼最是貼切地描述了自己的感覺，所以還是毫不顧忌地用了它：

“哦，那麼，你的‘爽’是不是來自那種被認同的感覺呢？”我問說。

“不是這樣啦，”他不假思索地回說：“我自己覺得，這裡頭應該有兩種可能：比較一般的想法是，既然我這些年來不斷地書寫檳城，那麼，就算不是個檳城人，至少也有一半的吧，是不是呢？”我不能說話，只能猛點頭──包括我自己和身邊認識的一些人，其實都曾有過這種想法的！

•檳城作家的特質

“另外的一種可能，”他繼續往深一層去剖析自己身上的檳城印記，說：“那是我自己的思考，並且不斷地自我設問，說既然有那麼多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都按閱讀印象來把我定位為檳城人，那麼，這是不是表示，我的身上存在著一種‘檳城作家’的特質？所謂檳城作家的特質又是什麼？而且，一旦脫去了這‘檳城作家’的外衣，那我原來的自己又是什麼呢？”拋出這一連串的問題之後，林金城解釋說，他總是喜歡去思索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包括他的“檳城身份證”所來何自……

從被別人安在自己身上的檳城標籤，去思索檳城寫作人或文化人的特質，他提出說，這不應該只因為他累計了不少關於檳城的篇章，而更來自他在書寫當中一種明確的關切點：“ 說起來，我從台灣回來之後的寫作，一直都無法繞開文化關懷或歷史追蹤的主題。就一般外州人的印象來說，檳城這個地方，一直都有不少的文化人，他們長期都在關心乃至著手進行著歷史研究或人文書寫的工作，這是一種相當突出的地方文化現象。因此，就算我後來也寫了馬六甲、寫了新加坡吧生等地方的，但在我的接觸經驗裡，人們始終都認為，我應該還是檳城人的，因為似乎只有檳城人才會熱衷去做這樣的事情的！”

雖然並不排斥或困惑於週遭的誤解，但林金城還是嘗試以自己的思考，來“解讀”這種誤會之所以產生的緣由：哦，原來那還是外州人眼中的，所謂檳城作家或文化人的特質哩！

•從旅程到歸程

就他自身的主觀情感而言，林金城坦承，他一直是有意識地把自己的寫作安置到這個北方島嶼來的。那麼，為什麼一個吉隆坡人，竟然會有這麼樣的一種“檳城情結”呢？我讓他談談他跟這個城市的淵源，或這個城市對他的“召喚”，並且又想當然耳地問說，是否是來自我們這城市裡無處不在的戰前古屋以及文化古蹟──那些可以觸摸到的歷史，或者是給外人留下第一印象的街頭美食？

“不是，不是的。” 他不假思索地徑直回說：“我承認我是很懷舊的，但我的懷舊並不在於歷史或者美食什麼的，而是一種感覺。”

說到了“感覺”，他稍微頓了頓，才繼續往下說：

“我對檳城的感覺，其實是來自童年的一段旅程……”

回溯那30多年前的一段旅程，林金城說，那是他這一生當中頭一次來到檳城，而那也是他這一輩子唯一讓母親帶出門旅行的一次；生命中無可複製的一次母子同遊──而且是再尋常不過的隨團旅遊，他們的目的地，就是半島北部的檳榔嶼了：

“我母親是到了42歲才生下我的。現在她已經85歲了，至今為止，我跟母親一起出門旅行的記憶，就只有小學時的那麼一次了；等到我長大之後，母親的年歲就太高，也就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所以你說的召喚，我想我是不可能很具體地說岀個所以然來的──對於念舊的人，你是很難去要求他解釋清楚那種情感的，不是嗎？”

因為念舊而頻繁地“回到”檳城，我於是說，是不是他嘗試要在“歷史現場”找回那一段無可重複的親情時光呢：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嗯……”我意圖捉摸他的情感癥結，而他自己也嘗試搜索貼切的語言來描述自己那無形的‘感覺’：“應該這麼說吧，那只是一個地方、一個場景，而它給我這樣的一種感覺──那裡頭有母親和我在一起的身影。那是我們母子倆唯一結伴岀遊的城市，也是我一輩子都不想結束的旅程……”

“你主觀上希望它沒有結束……”

“對我來說，它根本沒有結束，”林金城篤定地說：“它會一直繼續著，一輩子……”

“所以，檳城會讓你回到一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旅程？”

“哦，這是另一層意思了。”他說：“我的童年是在吉隆坡市中心度過的，但以前的吉隆坡跟現在差距很大──在我童年的經驗裡，那是一個很純粹的華人城市，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只有‘回到’檳城，我才會找回那種‘感覺’，而重新跟自己童年所經驗的城市‘接軌’……”

好，弄明白了，原來一次又一次地驅車北上，乃至不間斷地書寫檳城，對林金城而言，原來那還是一種歸程呢！

（2006年5月9日，光華-新風版，作家心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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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下寫詩的筆了，目前也無意回頭寫詩，詩人林金城如今更廣為人知的，應該是“知食份子”的身份了──初相見時遞上前的名片，他分明就這麼印著的。安於“沒有詩生活的詩人”之同時，他這些年來幾乎把自己的閱讀和寫作，都往“知食份子”的目標推進了。飲食書寫是林金城寫作實踐的當前進行式，但這僅只是外人的閱讀印象；在林金城本身，他對自己的“棄詩就食”，是否又經歷了什麼樣的思索呢？

“上個世紀最後的三個年頭，我為了專心寫詩而完全擱置其他文類的寫作；五年前宣佈不寫詩了，我的心態其實並不只是不寫詩的──我對自己說的是，我今後根本就不要文學了！”夜深人寂之時，林金城略為談起了當時的心境，說：“那之後有超過兩年的時間，我真的沒再發表一個字了！”好了，談他的飲食書寫，我們就從他在千禧年時“徹底不要文學”開始談……

徹底不要文學了，他於是想讓生活回到最初，於是想起了腎病逝世的大姐：一向精於飲食的大姐，卻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不得不戒口養病；徹底不要文學了，他於是想起大姐生前曾經問他的，為何不把寫作給伸展到飲食領域？好吧，徹底不要文學了，於是他想讓自己好好地享受美食，尤其是吃一些大姐曾經吃過的──最初畢竟是她啟發了對飲食的興趣，甚至還領著走進市井去品嘗人生的滋味。至於寫作，當時還是完全不在考慮之中的：

“那段時間放棄了文學，突然覺得放下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兩年裡完全不再應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是我打從19歲開始寫作以來，唯一讓自己享有如此‘空閒’時間的一次。那麼樣的一種享受，當時是打算就此讓它延續下去的了！”他說。

一邊享受飲食所帶來的快樂，一邊又享受著擱下寫作的閑情，但一向熱衷於思索現象的林金城，其實並沒讓自己的腦袋休歇下來：“那時我思索得最多的，就是“生活”與“存在”之間的差別：從人最基本的要求去思索“存在”的意義──離開形而上的哲學玄思，回到最原始的本能需求來玩味再形下不過的口腹之慾。”他說：“這段期間是我第一次認真地面對‘吃’這回事，也確實學會了如何在享用飲食的當兒，也細心去聆聽食物本身說出它自己的故事來。”
撂下了寫作，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最初”──關於這“回到最初”，他進一步解釋說，那是指一個長期寫作的人一旦放下了書寫，似乎就更能以一種沉靜的心態，來面對那只存在著吃喝玩樂卻再基本不過的“生活”，是不是這樣的呢？“我當時就是這麼樣來開始對飲食的探索、求證與試驗的，最後竟莫名其妙地回到寫作這一途。重新寫作，但自己的心境已經全然不同了……”他說。

關於當初決意放棄文學，兩個年頭之後“竟然”重新提筆，他自我剖析說：“另一個重點應該是，我這個人總是太有“夢想”了，常會不自覺地投入一種別人認為吃力不討好的固執當中──只要自己投以關注而引發了興趣，但卻在大環境裡殘東缺西，無法提供現成又充份的解釋的，我總是要由著自己的幻想和盡自己的能力去創造環境，但這種“創造”其實並不表示我有強烈的企圖去開創什麼新局面，而只是依循自己的一股傻勁，義無反顧地去尋索與考察，期許在那過程中為自己解除疑惑，只是這樣了。”說到這裡，他也不忘強調說：“對我來說，好玩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啦！”他又說“好玩”了，但別忘記，林金城所謂的好玩，往往總是指別人所沒做過的創意喔，呵呵！

當初純粹在享受飲食的樂趣時，就是因為無法找到比較深入的文獻資料，所以才引發了類似以往對古蹟文化以及歷史的一貫聯想，進而“重蹈復轍”地讓自己回到寫作這條路上，他說這是當初決意放棄寫作時不曾想到的：“即使如此，我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我其實還是不要文學的。”林金城說：“現在正在進行的飲食書寫，對我來說就只是‘寫字’而已了；不管別人怎麼說，我自己是打從心裡認定，那都已經不再是文學了──我其實是在做著飲食方面的考察，而以自己所熟悉的文藝寫作來作手段，把考察的心得寫出來而已。就我自己而言，2000年以後沒有文學，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針對我以飲食文學相詢，他說那其實只是別人給安上的標籤；對於樂在其中的林金城來說，這就只是“寫字”而已了。這“寫字”的提法，原來是來自母親的關愛語：“以前我媽看到我深夜還在伏案寫作，就會一再地勸誡說，怎麼你還在寫字啊，晚上不要寫字啦，對身體不好的；後來改用電腦寫作了，但在我媽看來，那還是在寫字！”林金城說：“於是我就借用了母親的話，把目前的寫作比況為‘寫字’；要是用我自己的話來說，那就叫做‘散步’了。”寫字也好，散步也好，總之都說的是一種茶餘飯後的休閒心態。但是，就算當作休閒了吧，林金城其實也是很認真地在幹著休閒的事的：

“投入飲食書寫之後，我最早開展的一個系列是《檳榔嶼食誌》──我在那前後跑了二十來趟檳城，蒐集到的資料其實可以寫成三四十篇文章了，但後來決定暫時擱置了。”擱置《檳榔嶼食誌》的寫作計畫，他說那是因為自己覺得無法進入文字裡頭的生活：“比如為了要考察某一條街的小吃攤，我會在用餐時間到那裡去品嘗，過後又再次回到那裡，看那地方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喔，要是有人覺得林金城寫的檳城很對味的話，那終究是他對生活的觀察入微──有時甚至還把自己的生活也放到裡頭了。然而，他的生活與工作畢竟都在吉隆坡，空間終究是無法輕易縮略的距離，以致無法在寫作的當兒隨時作實地查勘。在本身的工作與生活限制的考量之下，於是促使他回頭展開了吉隆坡與巴生的飲食書寫……
“這一回把已經發表的飲食文章都結集成書之後，《檳榔嶼食誌》的獨立成書，也就不會成形了。”他說：“但按我的計畫，將來還是要出一本檳城的……”

從飲食談到書寫，最後他強調，他的飲食書寫其實並不鎖定在檳城或吉隆坡，反而更有興趣於作為書寫主角的飲食，它是否涵蓋了所有的方言群，甚至於跨越了種族的藩籬；只要是本土的飲食，都是他現階段在思索與考究的部份。另外，自2003年發表《蕃婆餅》之後的系列寫作，他也強調，文學目前只是作為飲食考察的呈現手法，而不再設為最終目的了；提到自己當前所設定的目標，他說是“希望‘知食份子’的概念能推廣開來，以便借助更多人的力量，來系統性地蒐集本土的飲食資料，進而展現本地飲食──各地飲食進入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之後逐步產生變化的脈絡。這個計畫如果得以完成，那麼，我們幾代人的飲食風華，除了留下一大堆精美的食譜之外，就還有更為深入的文獻記錄了。”

擱下自己曾經執著的文學，然後專心一致地讀食譜、嘗美食、考察飲食，乃至召集“知食份子”的不定期活動──這是一直沒在文學界曝光的，最後乃起而書寫飲食。回歸寫作的林金城，文學抑或不文學的，原來都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了；飲食文學云云的，他還是只答以“散步”之說。

那麼，就讓我們繼續關注著林金城的散步吧！

（2006年5月30日，光華—作家心路專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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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件事，我先記下這一天的日期：2006年7月9日，星期日，地點是在大山腳菊凡的住家；大山腳的棕櫚聚，我們把時間約在下午3點鐘，但溫祥英和我卻提前了半個小時抵達，滿以為可憑此向居間聯繫與召集的菊凡炫燿一番的，不想聞聲前來應門的，卻是更早抵步的宋子衡──這棕櫚社老社友的聚會，看來大家都很當一回事的哩！

這一次為召喚棕櫚社的歷史記憶而召集的社友聚，除了已然退出文藝場域的之外，前來出席的，包括了一直都還持續寫作的第一任社長冰谷、近期重新提筆並發表新作的小說家溫祥英和宋子衡，以及正待重新出發的主人家菊凡。除了這第一批的大半社友之外，新近出版了散文集子的第二批社友蘇清強，也特地遠從加央趕了來；老棕櫚之外，在場的也還有家住北海的小說家雨川。挨近約定的時間，大山腳雖然下了場小雨，但不礙事的，早到的以外，可都沒有人遲到的呢。

這一次的棕櫚聚，始於我的一個念頭：前些日子到溫祥英家閑聊，因為一個念頭在腦際閃過，我便向溫老提出了召集棕櫚社友來拼湊老記憶的建議；溫老聽了笑呵呵地說：好啊好啊，我們這就藉機去“ 騙”菊凡的紅酒喝吧！說完隨即給菊凡撥了電話，事情也就定下來了。其實啊，只要溫老到訪，菊凡的家不光備有紅酒，也還少不了熱騰騰的烏龍茶的。小雨澆濕了外頭的馬路之後，雨川冰谷以及蘇清強，也都陸陸續續到來，客廳頓時熱鬧了許多。在熱茶與冷酒的杯觥之間，棕櫚的泛黃記憶，也就一點一滴地拼湊起來了……

回溯棕櫚社的創社，被推舉為創社社長的冰谷，便從最初的七個社友打開了話題：原本都互相認識的七個文友，裡頭有在檳島教書的溫祥英、在雙溪大年郊區的園丘任職的冰谷，以及大部份以大山腳為活動基地的寫作人，包括宋子衡艾文蕭冰菊凡和游牧等。七個創社的社員，有的原有各自身屬的文藝團體，如冰谷是居林海天社的社員、溫祥英在馬大時期參加了中馬的荒原社（按：那同一時期由姚拓老和黃涯協力推動與註冊的南馬文藝社團是新潮社，北中南三個文藝團體於是鼎足而立），但“到了70年代初，他們那些老社團都已經‘完蛋’了，我們只好自己來組社了！”坐在冰谷旁邊的溫祥英不緩不急地補充了這麼一句，讓客廳裡霎時間爆出了笑聲來：

“等一等，”我插問說：“當初為什麼會叫做棕櫚社？這究竟是誰的提議呢？”

“啊，這是誰的提議，你們都還記得嗎？”暫時擱下原來的話題，冰谷問了問身邊的老朋友。已經是超過30年的陳年往事了，除了出版品之外，對於完全都沒留下任何文字檔案的棕櫚社來說，許多的空白空間，都只能靠當事人的回憶來填補了：

“嗯，我記得好像是游牧提的……”溫祥英牽著記憶的繩索一邊說，菊凡試圖抹拭記憶的封塵，默坐一旁的宋子衡，也在努力回想著當年創社的情景，蘇清強不曾參與這最初的一段過程，所以無以置詞，而冰谷似乎也找回了一鱗半爪的舊影像，便又把話給接了過去，說：

“當初在討論的時候，原本是有不少的提議的，比如有人建議叫檳榔社什麼的，後來因為大部份的成員都住大山腳，而這裡的棕櫚樹比較多，所以便決定以棕櫚為社名了……”

“那麼，最初倡議要組社的，又是哪個人呢？”我繼續追蹤棕櫚社的成立因由。

“這個嘛……”說著話的冰谷略作沉吟，問詢的目光又往左右兩旁探了去；一旁的老社友們七嘴八舌地稍作討論，但似乎沒能談出個明確的結果來，最終只聽見菊凡拋出了“共識”這兩個字來，大夥兒似乎也沒什麼異議的，於是冰谷接著說：“確實是記不起哪個人提出組社的建議了，但是，當時情況應該是這樣的：在我們七個人湊在一起組棕櫚社之前，就已經是經常聚在大山腳說說談談的老朋友了，尤其到了70年代初，大家也都持續寫了好一段日子，也都累計了不少的作品，就是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做出版，聚會時都會提起文藝出版的問題……”

聽著老社長的說話，溫祥英微笑著點點頭，宋子衡總也在別人說話的時候保持一貫的沉默與聆聽，主人家菊凡耳聽八方地忙著張羅，有時則與文風社較後期的社長郭詩寧敘舊，就像他當年那樣，自己身在棕櫚社，雙手則忙於提攜文風社的青年學生，俾文藝的火炬把青春歲月給照亮起來……冰谷繼續說：

“所以，後來大家心裡難免都有類似的想法，就是集合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組織一個同仁出版社來做出版，算是寫作道路上的朋友互相支持啦，這就是我們當年組織棕櫚社的單純動機了。”

棕櫚社不是文藝團體，它是寫作人處在夢想與現實的夾縫當中──尤其在純文藝出版困難重重的惡劣環境裡頭，他們為了自力救濟，以及互相提攜與圓夢，於是集腋成裘地結合力量，來促成出書的可能：

“我們棕櫚社是註冊為出版社的（注意：它並不是什麼文藝團體喔！）”冰谷繼續說：“當時我們的社員大多是教師，而按公共服務條例的規定，公務員教師是不能在正職以外擔任兼職的，所以也就不適合出面擔任領導的職位──即使是不支薪的。按照大家的意思，我也就出面擔任社長了……”

“那社長以外的職位呢？”我問。

“啊，這個嘛，”冰谷還是得向四周的老社友尋求答案了：“哎，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職位分配呢？好像沒有了嘛……”

“有的，我就是財政！”溫祥英馬上便接著說：“每個月都要按時向你們催繳月捐的。”

社長是註冊文件上要求出現的人物，冰谷在談話間多次強調，他的這社長其實也只是掛名而已的，除了提供註冊地址和按時辦理更新兼收藏註冊文件之外，往往就沒別的任務了；財政則是以籌集出版基金為主要目的（其實是唯一目的）的棕櫚社，為了貫徹組社的宗旨而不可或缺的基金管理人，所以是經過會議推選的。除此之外，由於自始就不曾打算要以棕櫚社來辦其他的文藝活動，所以也就不作其他的職務分配了：

“那麼，你們正式議決組社的會議，那是在哪裡開的呢？”

“哦，我們記得當時的聚會大都是在大山腳的來記……”冰谷按當時的模糊印象說了，但我問的那一次關鍵性的會議，他卻遲疑了起來，溫祥英適時補充了進來，說：

“但我們討論名稱的那一次聚會是在檳島，就在我住的地方，當時我是租住在柏芝巷（Birch Lane）11號……”

“咦，我們有在檳島聚會的嗎？”冰谷依舊拼不回某些記憶的片段。

“有的，”溫祥英繼續提醒冰谷和其他的老夥伴，說：“好像就那麼一兩次的吧，一次是正式開會決定組社的那一回，還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在散會過後去買□□……”話音未落，整個客廳又再一次地灌滿了笑聲：

“好了，我看這一段我就留下錄音，不作文字呈現了吧，哈哈！”我衝著滿堂的笑聲說……

（三之一）

圖片說明──

１．棕櫚社的老友聚，左起雨川、蘇清強、冰谷、溫祥英和宋子衡。

２．棕櫚社的創社會議地點，檳島柏芝巷（Birch Lane）11號。

（2006年10月31日，光華—作家心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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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林金城約定作一系列的訪談之初，他在我們草擬談話主題時不經意地提了當年的激盪，說那首先是由文學界與文化界發起的歌曲創作運動──還在不久之前的茶敘裡，另一位也是局中人的陳強華也是這麼說的。但是，關於這一部份，原本他有“閃過”之說的，認為那都已是陳年歷史了，只是，“明年激盪就要進入20週年了，”當年的“放火人”後來才說：“不妨就當作‘放火人’在適當的時機話說當年吧！”回首激盪歲月的這一專篇，其實就是在這般“誘拐”的情況之下產生的！

被推許為“激盪鼻祖”或“激盪發起人”，而只自許為放火人的林金城，而今隔著近乎20年的歲月來回顧當年的初次激起波紋，回想起大學還沒畢業的自己，也想起了1987年的暑假從台灣回國度假的短期間寫下的歷史，他說：“其實最初的獻議只是要我做一場個人的作品發表，卻讓我給辦成許多人一起參與的發表會了……”回憶裡的影像漸漸清晰起來了，而這裡頭的點滴心緒，也曾被他寫入專欄文章《概念的成長及備忘錄》（1993）裡的。歲月悠轉了又十幾個年頭之後，他說當時確實是他一手策劃了有關的活動，但“準確地說，其實也不算是（有組織性的）活動，而只是那麼的一場演唱會而已了，它的全名是‘激盪本地創作歌曲發表會’……”

說起激盪歲月，我問他說，當年從台灣回來而搞了一場創作歌曲發表活動，那裡頭是否有著他的“台灣經驗”呢？他回說，所說的“台灣經驗”確實是存在的：“那時我在成大校外組織了個樂團，也曾在台南的民歌餐廳駐唱（這就是他在激盪10週年時為文所說的，自己的音樂班底全都在台灣，在本地搞活動是單槍匹馬的），所以回到自己的國家搞一場歌曲發表會，在詩人朋友陳強華眼裡，那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所以才會慫恿我站出來的。”

因為談起了激盪，於是隨同一起被激盪而出的，還有林金城的文學前緣。從“激盪歲月”往前頭追溯而去，他說：“其實我在初中二就開始寫歌的了，說起來，那時其實是為了要寫好歌詞，於是才接觸文學的。應該可以這麼說，對我而言，文學原本只是讓我完成一首好歌詞的“手段”──即使到87年我在搞激盪的時候，文學也還是排在老二的位子上的，雖然那時我已經寫了6年的文章了。”從音樂創作而追溯到最初寫作發表的因緣，他繼續說：“不說你或許不知道，我的第一篇文章是1982年中學畢業之後等候到台灣升學的那段期間發表的，刊物就是當年以檳城為基地的華商報。你看！我跟檳城就是有著這麼深厚的淵源，是不是呢？哈哈……”認識林金城的這兩年以來，經常都聽到別人自以為是地下判斷──包括我自己在內，許多人都當他至少是“半個檳城人”！ 前不久還輾轉聽到吉隆坡的電視媒體撥電到檳城，然後向報館探詢“知食份子”林金城的聯絡方式，讓我笑了個老半天！

關於激盪，他稍後也在一篇針對《激盪10年》專輯而寫的《放火人的話》（1998）一文，羅列了一長串的名字，同時聲言“把他們的名字與激盪串聯一起，除了致敬，讓更多人知道外，也同時說明當年的激盪並非由娛樂界主導，而是由許許多多搞文學、搞文化的知識份子們共同發起的。”而這“‘激盪之夜’可以說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本地創作歌曲發表會，而‘激盪工作坊’的成立才是精神的延續。發表會後的第三天，我便孤獨地回到台灣，在臨走前特地開了個會，討論如何將這股熱潮激盪下去，終於有人提出了成立工作坊……。”這也就是現在他處在歲月的這一頭說的：“激盪工作坊是在我離開之後才成立起來的，但初步的概念還是由我構思及提出的就是了。”

問說當時發起搞激盪的理念，他說當時大家的想法其實都很單純：“台灣有校園民歌，新加坡也有了新謠，我們大馬也必然要有屬於自己的中文創作歌曲。在名稱與定義上，我們並不特意去強調民歌或民謠什麼的，而只以本地創作歌曲來號召。在這一方面，當時我跟莊若其實是經過一番細密的斟酌的，最大的用意，就是為了能更加全面地表現歌曲創作的多元性，所以發表會上才會出現許多不同類型的作品。”作為當年激盪創作風潮的推手，他說：“後來激盪工作坊成立而能得到全國各地不同音樂類型的創作團體之支持與參與，我想，這一最初的想法，應該是起著一定的影響與作用的吧！

回顧他的激盪歲月，我好奇地問著他當年的參與，同時也不能免俗地窺探他後來的退出或淡出，而他並不加以遮瞞──其實也沒什麼好遮瞞的，因為那只不過是由於“原先強華建議我做個人的創作發表，到後來我把它辦成多人參與的發表會，在意義上，我算是完成了一個小小的虛榮，就是想要為本地的中文樂壇做一點什麼的。我發現當時全國各地已經有著不少的年輕朋友零零散散地搞著歌曲創作，我的想法是要趁這機會把大伙兒聚集一起，然後就像早期台灣的民歌運動那般，一起激盪出一股有別於商業市場的清流。完成發表會之後，我就回台灣去了，因為再沒有後續的參與，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退出了。 ”

關於那一年的激盪，他強調自己藉由“這一次籌辦活動的過程而認識了許多文壇中人，而在這之前，自己都是孤身作戰的──寫作的第一年我就去了台灣，說實在的，那時也不認識甚麼文友的，頂多只跟副刊主編有些連繫。然而，在這一次的活動裡，我卻藉由音樂而與文學作了前所未有的接觸！稍後回到台南之後，除了延續原先對古蹟、攝影以及歷史方面的興趣之外，我的志趣已經徹底轉向文學了。”大學畢業之後，金城還留在台灣工作了兩年，也知道激盪工作坊已成功捲起了一股創作風，於是“覺得自己的音樂創作也就該到此為止了；我的人很花心，還有很多東西想要去玩的呢！”話說激盪歲月，放火人最後這麼說：“激盪算是實現自己年輕時的夢想，卻無心插柳地為本地音樂做了一點事；這點事卻經常令我感到心虛，畢竟自己所做的只是放火，真正去推動的才算是功臣。目前在做著每月一次的週末沙龍，但這其實是不能與當年的激盪作任何聯想的……”

（2006年5月2日，光華-作家心路專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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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歐宗敏談《青梳小站》，問起當時他們六個編輯人的角色分配，他說，小說是由恒義和全興負責、散文是志健和雨顏、詩是佑然：“我呢，哈哈，我是到處都胡亂插上一手的！不過，當時我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歌話和電影方面，而那是由我和佑然一起負責，往往還要輪流上陣來寫稿，因為當時是沒多少人投來這方面的稿的！”

“喔，是嗎？可是你看，這些那些那麼多的名字呢？”我指著書頁上的名字問說。

“哎呀，現在不怕說了，很多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化名啦！哈哈……”歐式的浪笑，在我們的談話過程裡，總是沒少出現著！

“可是，”我不假思索地就接著說：“當時我也在裡頭發表過啊……”

“啊，有嗎有嗎？”宗敏聞說，立馬就傾身靠前一本本地翻找著，一邊又喃喃自語：“怎麼我都不知道呢……”

“嘿，當時我也‘化名’了嘛，哈哈……”（以下自動刪除500字！）

《青梳》停刊了之後，宗敏兩度到都門就學。那期間，他總也不向身邊的人提起辦青梳的那一段日子。當然，那些比他年輕得多的同班同學，也都不曉得他究竟是何許人的。但是，要是碰上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青春過來人，一旦問知了他的全名，對方總要回以一個大大的“O”字口型：

“喔，你就是……啊，《青梳》？”

“後來我想，”他說：“《青梳》其實是集體操作的，但為什麼很多人都要把我跟青梳連在一起呢……”

哦，是青梳的註冊與郵遞地址一直都是檳城白雲山的老“ 歐公館”，是每一期的青梳出刊之後，編輯小組和相熟的作者照例都要在“歐公館”召集燒烤會，是……我胡亂猜測了一通，但宗敏說：“不是不是，都不是，你看 這個吧……”他翻翻找找的，然後把好幾本《青梳》一起翻開了推過來，讓我看了“郵政局”版的讀編作者交流站，那上頭大剌剌地都刷印著“歐宗敏答”的字樣：

“你不知道，讀作者都很喜歡跟編者交流，但其他的編輯都很‘內向’，幾乎都避開不作答覆的，於是只好都由我來上陣胡亂哈拉一番了，就像這樣，你看，哈哈！”他翻著泛黃的書頁繼續說：“還有，在總數17期的《青梳》裡，其中14期的‘站卡’ 版都有我的編後話。我是寫最多編後話的編輯了，原因是：其他編輯都很‘內向’！再一個原因是：假使有學校或團體邀請青梳編輯人作講座或演講的，往往都由我‘披甲上陣’，原因又是：其他編輯都很‘內向’！因為總是這樣，所以讀作者都對我比較熟悉吧，哈哈……”

從1988年到1993年之間，《青梳》總共出版了17期。在這期間，他們一直都維持著3000冊的印刷量；後期銷售量略減了，但也能賣出將近2000冊。除了固定的訂戶和在書店寄售之外，主要還是透過學生代理來尋找讀者的。這市場方面的工作，就是宗敏在負責了：

“我們把贈書寄到學校給華文學會要求代售，但在某些獨中，我們就需要找個別的學生來代理，不能一概透過學會組織的管道了。”他說：“當時曾發生這樣的一件事：一所學校的華文學會收到了書，但負責代售的理事回信給我們，說《青梳》的內容其實並不很‘教育性’，尤其是‘思想不正確’，質疑為何要賣給中學生當讀物，說起來真是……哈哈！”

《青梳》當然不是什麼教育讀物，而是裝載著青春夢想的藝文季刊，內容不出於當時“ 標準型青春藝文刊物”的散文新詩小說短文電影歌話等等之類的：按宗敏的說法，其特色大致是：歌話專注於中文音樂、影話只談本地有上映的影片、小說因難以收 到達標的投稿作品，因此專事介紹中港台的優秀小說──期間只發表了一篇原創作品。他們最大膽的，也說得上最具特色的，則是有意識地鼓勵與推動具有潛質的年 輕作者投入寫作，而在稍後專設了“店”的專版，每一期鎖定一個人物專訪和作品展區：“最先是在第5期（《我看見夢，夢在飛翔》，89年1月）），我們推出了當時還在唸先修班的呂育陶專訪。那時還說不上有完整的規劃，只是覺得這個人值得推他一推，讓他可以持續在創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但隔了一期之後，我們就覺得應該要長期落實這樣的做法，所以在第7期（《本城》，89年8月）以後，我們每一期都推一個年輕的寫手上陣，而很多都是我們在來稿的作者群當中找出來的中學生……”他說。

《青梳》當年透過“店”這一專版，陸陸續續推了十來個年輕作者──方昂當年作為“北馬的驕傲”的得獎詩人，算來是個例外了，其他的按“出場序”排列如下：彭佩瑜余秀真（小爾）張圓圓梁儀玲馬盛輝陳慧菁蘇旗華陳偉賢魔鬼俱樂部陳強華等，只是，到如今還繼續寫作的，其實也不算太多了：呂育陶與方昂之外，還有就是馬盛輝陳強華和魔鬼俱樂部的半數成員了。但是，如若不以成敗論英雄，那麼，《青梳》確實也曾在馬華文壇略盡其推動之力了。

好了，跟歐宗敏聊《青梳》，他說後來《青梳》隨著編輯成員的年齡增長，或赴外地升學乃至工作異動，而逐漸地“ 散夥”了。這裡頭，關鍵的尤其是前一個因素：原先《青梳》所設定的讀者群，是初高中的中學生，但在推出市場之後，找到的讀者顯然是以高中生和大專生為主； 無論如何，總之都是面對著青春踴躍的一個世代。對著這樣的一個世代來編輯文藝刊物，在走過六個年頭之後，幾乎就等於輪替了又一個世代了。撤換了另一批年輕 的讀者，但編輯人的年歲卻已增長了不少，跟讀者之間，顯然已經拉開一段距離了：“開始做《青梳》的時候，我大概是22歲；把《青梳》做了6年，如果回頭又重新開始做‘文學ABC’的引介工作，我們自己都覺得意興闌珊了……”宗敏說。

於是乎，後來他們便決定跟著《青梳》的世代一起“退役”，然後一起典藏起關於青梳的一站站記憶了……

談《青梳》，宗敏最後有感而發地說，在六七字輩成長的年代，我們會熱衷於追求文藝，會在文字創作裡間尋求情感的抒發與滿足。但是，到了《青梳》的後期，像歐宗敏這樣的局中人，其實已經意識到青春風氣的轉變了：“我自己的觀察，就檳城來說，首先是一股創作歌曲的風潮──最初是跟文藝寫作一起的，後來逐漸拋開了文學獨立成風，接著刮起了戲劇風，那是90年代後期的事。而無論是文藝結社或同仁刊物也好，歌曲創作坊也好，還是舞台劇的熱潮都好，現在其實都已過去了。現在成長的新世代，他們的青春主題在哪裡？他們到底都在忙些什麼呢……”

嗯，不管怎麼樣，每一代的青春都會留下一份記憶。那麼，對於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青春過來人而言，從海島到半島，從閱讀到寫作，許多人的共同記憶，裡頭往往都有著一份《青梳》，是這樣的吧？

（2006年6月13日，作家心路專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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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約來到“歐公館”，我把陣勢擺好了候著，主人家歐宗敏則不慌不忙地先把背景音樂給佈置起來。音樂流出來了，我說：

“啊，《悲情城市》！”

“唔，《悲情城市》。”他說。

這都準備妥當之後，他才在手裡抱出了一疊書刊擱到桌面上：

“喔，《青梳》！”我說。

“嗯，《青梳》。”他說。

“嘿，好久不見了哩，你們，都還好嗎……”雖是意料中事，但驀地面對一段遠颺而去的青春記憶，我瞅著宗敏把泛黃的刊物一一地攤開來，自己在心裡頭默默地對它們說……

“喏，全都在這裡了。”一邊隨意翻找著下邊要談的話題，他一邊也對我說。

“咦，這創刊的第一期……”我抽出了《青梳小站》的創刊號隨手也翻找著，然後朝著把目光埋在書堆裡的眼前人問說：“為什麼沒有出刊日期的呢？”

“哈哈……”一陣“歐式”的招牌浪笑聲過後，宗敏才解釋說：“當時確實的把這最重要的給忘掉啦！”
“哦，依此看來，你們貼版的時候都太興奮了吧？”我說。

雖然在創刊號上找不到出刊日期，但宗敏至今還是記得，《青梳小站》的正式出版，那是在1988年年初。這也即是說，構成核心的6人編輯小組（毆宗敏李恒義陳全興陳雨顏董志健陳佑然等），是在1987年年底開始著手籌備的：

“那你能不能先說一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們這六個人走在一起的呢？”我把目光從滿桌的舊期刊移開，然後拋出了這第一個問題。

“主要還是因為天蠍星囉……”

細說從頭，青梳的六人小組，其中包括宗敏和恒義全興雨顏志健等在內的絕大多數成員，原先都是在天蠍星文友會結識的──恒義尤其還是天蠍星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在80年代的後期被帶到天蠍星參與活動，宗敏強調，他們與第一代的天蠍主幹份子──可斯早前在訪談中提到的一些名字，他幾乎都不曾在每週的例常聚會裡碰到了；那時期的天蠍星，較之創會初期而言，可說已經過幾番的換血了。當時的情況是：老天蠍陳全興與李恒義都在吉隆坡唸書或就業，董志健與尚在唸師範學院的陳雨顏，當時是刊物（《天蠍星》）的執行編輯。然而，臨到他們籌畫《青梳》的時候，天蠍的出版活動已完全停頓了。

從天蠍到青梳，宗敏強調，出走另起山頭的提法，其實並不很確切：首先，天蠍因面臨瓶頸而呈沉寂狀態了，而更重要的是，青梳自始至終都不是什麼組織，而只是一本藝文性質的同仁刊物：

“現在的很多人──特別是外地的人，也許都不是很清楚，我們《青梳小站》根本就不是一個組織。確實來說，‘青梳’就只是你看到的這些，而再沒有其他的了！”宗敏開始導入了談話主題，然後指著桌面上擺著的17冊刊物外加一本《島上青梳》的6人合集，說：“我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也再清楚不過的，就是不想再搞那麼多的活動，而讓文藝回歸到閱讀和寫作……”

緣於讓文藝回歸閱讀和寫作的最初動機，所以青梳並沒有所謂的會員，只有至為鬆散又單純的讀編作者三方面的關係：編者就是編輯小組成員的分工組稿和審稿、作者都是自由身的供稿人、讀者們透過訂閱或零買在閱讀上參予，這，就是青梳的一切了。按此，除了固定的編輯成員之外，其他曾經讓別人給安貼上青梳的標籤的作者，比如因為是陳佑然的同學而跟他們走得很近的呂育陶：我把《島上青梳》翻開了來，那裡頭的幾張街頭合照，就都有著呂育陶的身影，但宗敏卻不同意我說的“青梳6+1”：

“我們自己還是把青梳定位為一份刊物，而不是什麼文藝團體的！”他說：“呂育陶一直都供搞給青梳，也跟馬盛輝一起在青梳寫過專欄，但在我們看來，這只是一種地緣上的便利，讓他們的創作活動一直跟青梳走在一起，但我們還是不屬於團體組織，他們也還是自由的創作人──青梳以外，他們不也經常在其他的刊物和副刊發表作品的嗎？”

宗敏要說的是：除了自始至終都湊在一塊兒的6人小組，以及稍後因全興被調派到東馬行醫，而恒義則再次南下都門任職了，他們才因編輯人力的實際需要而吸納了“自投羅網”的邱琲鈞──卻只趕上最後一期的編輯作業，這少數的幾個固定成員而外，終究還是不能說，哪些人是屬於青梳的一份子的：

“我們從來都不是團體，所以，一個比較接近事實的提法應該是說，某某某是青梳的作者，大概就是這樣的關係了。”宗敏說：“不說也許沒人知道，其實當時在編《椰子屋》的莊若，也曾應邀在我們《青梳》開了專欄，但用的是化名就是了，哈哈……”

好吧，這就說清楚了：青梳不是文藝團體，青梳也不搞公開的活動──只除了1991年年底讓讀編作者聚頭交流的一次聯誼會（當時給叫做“連魚會”），而青梳，那其實只是少數的幾個人湊在一塊兒編織純純的夢囈與理想，於是搞了一本不叫期刊的期刊給一大夥人看，讓許多相識與不相識的人互相激盪著青春，從來都只是這樣了。

在停刊的十多個年頭之後回顧青梳，宗敏也抖出了一個秘密：具有期刊之實的青梳，礙於當時中文期刊不容易申請得出版准證，於是採取了一種取巧的操作方式：“你看吧，我們都沒在書裡書外印上期數，反而抽取當期的一篇作品來充作書名。”他指著封面上印著的“青梳小站系列”說：“在形式上，我們是把《青梳》印成了雜誌開本的一本‘書’──單冊的書是不需要申請准證的，然後沿著時間的線索一年出它四期，再把它們湊成了‘系列’，從而避開了准證的問題了……”

喔，“這一季名叫夏”──搬家時早讓家人把大疊的文藝期刊一股腦兒清理掉了，我這會兒把桌面上的書拿起，想起當年自己拿到這一期《青梳》時，偷偷地卻在心裡竊笑著：“嘿，這一夥人還真好笑，在我們這個熱帶國度裡，究竟有哪一季不叫做夏的呢……”多年以後面對當年的編書人了才被告知，原來那還是“內有文章”的呢！

（光華，作家心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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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歲月
我在碧華的著作清單裡發現了一冊詩合集：
“咦，你也寫詩？”依我近年來的閱讀印象，碧華似乎不曾發表詩作的。
“哦，那是我中六到大學期間寫的，後來跟包括育龍在內的幾個朋友一起自費出版。”《舊齒輪》（澤吟，1992）出版之後，集子裡的詩人有繼續寫詩，也有在文字的世界裡消失的，碧華此後卻專事散文寫作了：
“我並非有意要放棄寫詩，而只是一種自然的文體選擇。我想是這樣，寫詩比較需要激情，相對來說，散文往往比較平淡。年少的激情歲月過去之後，還是散文比較適合表現後來自己的思想與感情吧。”說了這個，她接著又笑說：
“另外，詩雖然不一定寫愛情，但以情詩的手法來包裝其他嚴肅的主題，如果出自男詩人的筆下，人們會覺得很自然──反正男人一輩子都在戀愛的嘛，哈哈！但是，女詩人就不同了，我自己就覺得挺肉麻的。女詩人有一定的瓶頸，我不敢說這是普遍現象，但至少在馬華文壇，我確實感覺有這種情況，我自己後來就專心寫散文了……”

●專欄寫作
90年代後期，碧華開始受邀寫專欄：
“最初向你發出邀約的是……”我好奇地探問。
“哦，永修。”她隨即答說。
“嗯，聽說有不少作者都是在永修的邀約下開始寫專欄的……”
“是啊，所以慢一點兒要寫文章歌頌永修了，呵呵！”碧華笑說，而我們的題外閑話會否讓一雙休假在家的耳朵發癢呢？
“大學畢業之後，我就到報界上班，那時的內部規章相當嚴，除了特定的短期欄目，很少安排內部人員寫專欄的。”談到專欄寫作，碧華告訴說：“後來‘恢復自由身’，回到校園繼續修讀碩士了，我才開始寫長期專欄，一直到前兩年從北京回來為止，間中不曾間斷。”
碧華最初的專欄是在研究生階段寫的，因此比較偏於古典情懷：
“我記得第一個專欄是從詩詞岀發的，接著的第二個專欄就扣緊老莊……”
“哇，好‘中文系’喔，呵呵……”我看著她笑說。
長期寫作方塊專欄，首先那有著字數上的限制，但在有限的方寸裡，如果花一番心思經營的話，其實也是一片創作天地：
“專欄雖然限期交稿，而我往往也是臨到最後一天才動筆的，但在提筆寫作之前，我們都會在生活裡留心發現，或許也打腹稿，到交稿前才把它寫出來。後來我發現，因為有專欄在手，我們會比較用心去挖掘生活，從而留下一些紀錄。在我來說，寫專欄不只是湊字數交差，我有幾道必經的程序，首先把內容寫下來，接著回頭看結構，最後還要求這一篇短文要有所得。雖然只是六百字左右的小品文，不能有太大的發揮，但我還是希望能寫出散文的遺味來……”碧話說。
最初只是隨緣觸境去發現寫作材料，但“寫了一段時間之後，”碧華接著告訴說：“我發覺專欄也可以作一番規劃，在某一段時間寫某一個主題，過後結集時就很容易整理了。”

●在文字裡拼湊回憶
寫作不是聊天吃飯，那是絕對私秘的事，樂趣似乎也只能獨享，作品發表之後如果還觸動讀者，作者往往並不知道。但是，如果那些讀者是自己的家人，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有一個時期，我專在專欄裡寫自己的童年記憶，然後我發覺，我家人很喜歡這一系列作品，而且還從我的記憶引發他們的回憶，把後來大家都只記得某一的側面的陳年舊事給拼湊完整……”
碧華說的，是收在《我會在長城上想起你》（長風，1998）一書裡的作品：“比如我寫了篇《風箏》，說‘我們’偷了父親的風箏把它放掉了，父親看了才恍然大悟，不然他一直都不知道怎會不見了，而我的一個弟弟也出來招認，說跟我一起偷風箏的就是他！因為一篇文字而讓大家把各自的記憶片斷拼湊起來，我覺得很好玩呢，呵呵！”

●在北大看中國
2001年9月至2004年底，碧華到北大修博士，但是，她的專欄寫作並沒有暫時擱置。而且，早在正式赴華之前的前期準備階段，她就開始書寫中國主題了。話題轉入她的留華生涯，我問她北方中國的生活對她的熱帶經驗所造成的衝擊，尤其是在寫作方面的影響，她說：
“最大的衝擊首先在時間方面。以前在文字裡讀來的，比如寒窗、比如百花怒放、比如殘花敗柳等等，我們只當作一種刻板的描寫，但到了中國北方之後，就有了切身體會了。另外，以前在天蠍星時，我們的文學滋養大多來自台灣，夥伴們的寫作都比較講究文字堆砌，但我比較傾向直接平實的寫法，跟他們顯得很不同。雖然也有夥伴說也欣賞我的寫法，但我還是懷疑，說是不是自己錯了。到了北京之後，透過大量閱讀中國報章的文藝副刊，我發現他們的寫法都很率直，除了講求作者的個性之外，很少作文字堆砌。可以這麼說，他們以純正的中文來寫類似香港報章的那種活潑辛辣的文章，讀了很歡喜，覺得更適合自己的筆路。而且，我們開始寫論文時，一開始還擺脫不了以前習以為常的書寫方式，往往都會被教授打回頭，說我們寫了一堆抓不到重心的文字，不知所云……”

●等待出發
結束北大的留學生涯之後，碧華回到馬大中文系，並且把留華期間寫的專欄小品結集起來，即《在北大看中國》（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了。回來之後沒多久，她就把90年代年來不曾中斷的專欄寫作暫停了：
“回來之初，很多事情都看不順眼，連上個郵局都要抱怨的！我繼續寫了一段時間，自己讀了覺得很不對味，便主動停掉了。”她說。
停掉專欄寫作，除了上述的情況，以及回到大學講壇之後，除了教學與文案工作之外，生活逐漸鮮於變化了。寫作方面，刻下她打算要做的，是將早前以專欄小品的形式寫的留華經驗，加以發展成篇幅較長的純散文。
此外，在等待新題材的空檔，碧華感嘆地說：
“大學的工作並不像外人所想像的輕鬆，需要處理很多瑣碎的事情。另外，留學回來後，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整理與安頓，寫作的事還是緩一緩吧。只是，這兩三年來停止寫作，回想起來還真的一片空白，只有模模糊糊的忙碌，其他的都沒留下了……”

（下篇）

（2007年8月28日，光華，作家心路專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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