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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選集如果依文類各自為政的話，比較看不出文類間的權力關係或權力失衡。就字數和篇幅來說，小說一向佔了先天的優勢（雖然小說選一般不選中長篇、極短篇；前者篇幅太大，後者份量太輕），即便如此，字數介於4000~15000之間小說的篇幅還是遠大於散文，更別說是詩（太長的詩一般也不會收）。因此一律以「篇」來計是難以理解的。試舉例說明。我們幾個人合編的，《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386頁，收29位作者的29篇小說。鍾怡雯、陳大為編的《馬華散文史讀本》僅以第三冊而論，423頁，收作者11人（含兩位「特別收錄」），作品76篇；三冊合計共千餘頁，32人，每人至少4篇，粗估總數約200篇（平均以6篇計）；收最多的是依藤，17篇，其次方娥真，15篇。鍾怡雯、陳大為編的《馬華新詩史讀本1957－2007》462頁，收詩人24家，收長短詩作146首。溫任平主編的《大馬詩選》306頁，收詩人27家，以平均每人5首計（目次沒顯示詩題，精算過於費事），共收詩作約135。

和許博士讀本性質比較接近的是鍾怡雯、陳大為2000年主編出版的《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1》686頁，編者在〈編輯體例〉中說：「收入27位詩人約115首詩」「18位散文作家57篇散文」「10位小說家的10篇小說。」在篇幅相同或接近的情況下，總量上小說的篇數一定少於詩及散文，這本來就是個不必說明的常識。鍾、陳的這個選本，被擠壓的是小說，而且詩/散文/小說的篇幅比是224：187：159。

關於《讀本》的統計，許博士提供的數據是：「在所收的48篇文本中，诗歌有13篇（还有一个纯粹都是诗文体的“政治抒情诗”），散文也有12篇，两个文类加起来共25篇。」（〈一面扭曲的鏡子〉）

我順便算一下作者數，總人數44人（有四位作者收同一文類或不同文類的兩篇文章）總計如下：詩人13，散文作者12，小說作者23。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大致算算篇幅比（扣掉標題論述，因有的標題包含不同文類；但含解說）：小說佔432頁,散文84，詩89。和《赤道形聲》對比是很有趣的。為便於理解，試表列之如下。

表一：篇幅比

詩：散文：小說＝1.4：1.18：1；詩：散文：小說＝0.2：0.19：1是同樣以小說為基數除出來的百分比，一目瞭然。《文本解讀》中的小說佔的篇幅是其他文類的五倍。

如果算篇數比和作家數量比，則如下表：

表二：篇數比

表三：篇幅比

表四：篇數比

編按：“巴仙表”由子午製作。

可見我的論斷不是沒有科學依據的：“很显然的诗和散文被牺牲掉了”；“反过来说，它也许其实不过是错收了少量诗与散文”的小說選（漏掉這四個字難怪看不懂）。計算上可能有個位數的出入（正負3%），但不致影響論斷。

所以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不論是單一文類的選集，在篇幅相近的情況下，小說的篇數與作者數比詩和散文少才是正常、合理的。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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