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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政治小说
不忍了
陈政欣
总会长终于狠下心，拿定主意，不要再“硬忍”，“死忍”了。
总会长召集了总会长理事会的成员，经过几小时的磋商，争执，探讨之后，终于取得共识，终于共同承诺负起后果，於是，策略就这样地定了下来。
总会长召开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总会长坐在中央，由党发言人宣读一篇文告。
“······总会长工作繁重，精神压力大·····到海外休息一阵了，顺便探望下在伦敦的孩子·····党主摧而设立的学院文凭就要被承认，有关部门已认真检讨学院的学术水平·····同胞们应该耐心等待······”
假如总会长是端坐静息地聆听党发言人宣读文告，那就没什么可胡猜的了。问题是：当文告中充满着信心十足的字眼在空中到处流泛之际，坐在前方上首的总会长却在放屁。众耳倾听的情况下，放屁？！
总会长放屁？这可是违反了总会长一贯的“忍”的政治策略。磋商、研讨、协调、Give and take （给与拿），在会议室、在私人集会、在高尔夫场、在汽车里、在厕所共同面壁之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解决问题的好场合。把问题摆到公开的桌面上，要无声无息地解决问题，根据总会长的经验及统计，没有一次问题曾完满地解决过，也没有一次大家不会僵硬着脸散会的。所以总会长从来都是不愿意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所以是磋商，协调，Give and take······
但不是每个问题在经过磋商协调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总会长在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之后，早已修练成“忍”功。
总会长的一级“忍”功，是能把满腹不满不平之气、怒气愤气浊气霉酸气牢骚气等等气息，在大小肠处流窜乱撞，就要冲向肛门大事喧嚷之际，收缩肛门的肌肉，及时把气体截住，再运行丹田之气，把气体迫回腹腔之间，然后进一步提升，运转特异功能，让气体经过胸腔通口腔声无息流出。大家都知道这不争的事实：就是––––总会长的胸襟是比人宽阔了些，口腔气息是臭重了些，但他还是个最可以商量及最不会构成政治问题的人物。
但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竟一声不响地屁放个不停。或短促如爆竹，或冗长如潮州音乐的大吹，或低沉或高昂，一时之间，竟令记者们不知所措而忘了笔录文告的内容。这样的大鸣大放，这样的忘我般地忘了平时对二线政治同志的“敛收”告诫，难怪乎，整个国家整个族人在记者招待会后要猜疑总会长的肚腹是吃错了什么药。
总会长的一级“忍”功是常人之不能及，所以党内的第二线人物如副会长或中央代表或党常委代表之辈，在总会长的亲自训练辅导下，每个人的肛门如置有灭音器。会议室内虽然是臭味异常，但却寂静如荒野。二线人物的屁虽臭，但还不响，不会烦扰别人以思。这也是党领导有方。
但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总会长竟然在大厅广众之前，毫无禁忌更无顾虑地鸣放出又响又臭的“声音”。
在场的各家报章的记者都有眼、耳、鼻为证。
再加上总会长大鸣大放之时，署理会长竟跑到北方的小镇去公斡··· ····
记者招待会之后，总会长就直赴机场上飞机直飞伦敦去了。
翌日，全国中西巫印报章的头版，都在猜测总会长为何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总会长抗议了！”党员们互相通声报讯之余，也放松肛门肌肉的神经。一时之间，全国党员大鸣大放，百鸟齐啼，百花齐放。
这时署理会长连忙赶总部按住阵脚。他召集了各家报章的记者：“你们误会了。总会长确实有些不舒服。医生说是肠胃失调，所以才要上伦敦就医的。怎么会是耍手段，做脸色呢？不，不，不，我们还是强调内部磋商，内部协调，内部解决的精神········”
“为何总会长竟没有向上头请病假？”有记者提问。
“这嘛······一时匆忙，会的，会的，他的政治秘书在办了······”
“几时回国？”
“三两天,病好就回。现在还是国会开会期，对不？当然，病好就回······”
私底下，所有的二线领袖都暗示，当然要等到党的病族人的病被医好了，总会长才会回来。拖得太久，不下药，不行了。
於是，全国的眼光都投注在上头身上。
一天过去，无动静。
总会长理事会成员通宵开会。
两天过去。上头身旁的人说：“无可置评。”
三天过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解决，没有时间评估这事。”上头办公室传来的讯息。
党二线领袖召集党中央代表，共进午餐。
四天过去。“无可置评，无可置评。”
党的传真机工作量提高。署理会长及众副会长脸色颇显苍白。
第五天就要结束时，上头的私人秘书透露：国家的策略还是需要内部的磋商与协调才能够完满地解决的·······胁持无用，行不通········
党总部通宵开会。据说，所有与会者都要宣誓不可把内容向外泄漏。
第六天，党宣传部发表文告：总会长在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之后。将於明日回返国门。希望党人热烈到机场迎接。过后，请前往“金玉满堂”酒家出席当晚的总会长洗尘宴会。
第七天，总会长从机场大门走出来时，接过署理会长手上的扩音机，向机场外人山人海的党员说：“我好了，党好了，大家都好了。”
二线领袖们都收紧双股间的每条神经，然后捉住总会长的手膀大脚，往上一抛，齐声喊道：好啦，好啦··········
总会长身在空中，二线领袖双手打开，准备迎接。
总会长笑得流出眼泪，二线领袖笑得不知所以。
“好啊！！！”声一遍传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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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
Margaret Atwood 著
陈政欣 译
想像一块面包。你不必去想像面包，面包就在厨房里，就在面包板上，就在塑料袋内，就靠在面包刀旁。就是你在拍卖会上买的那把旧面包刀；在木柄上还刻“面包”两个字。你打开袋子，翻开包装纸，切了一片面包。你抹上奶油，再加上花生酱，及蜂蜜糖，然后你盒拢起来。一些蜂蜜溢流到你的手指，你舔食掉它。你只花一分钟就把面包吃了。这粒面包是棕色的，在冰箱里，还有白色的面包，及一札当时还臃肿，而今就要发霉了的稞麦。有时候你还会做面包。你认为运动下双手也是种松懈。
想像个饥荒。再想像有块面包。两者都是真实的，但你在同间房间内只能拥有两者中的一种。再想像把你自己放进另一间房间内；这就是脑子的用处。你现在就躺在一间闷热的房间内的张单薄的床垫上。墙壁是干泥做的，而你的妹妹，比你还小，就跟你一起在房间内。她几乎就要饿死了，她的肚腹肿胀。苍蝇停息在她的眼皮上，你用手把它们赶走。你拿着条污秽而又潮湿的布块，沾贴着她的嘴唇及额头。那块面包是你收藏好多天了的面包。你跟她一样饥饿，但没像她那么虚弱。这还要拖多久？几时会有人送些面包来？你想出去找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但外面的街道上是到处流窜的暴民及尸体的腐臭。
你是否会把那块面包平分或整块给你的妹妹？你是否会自己把整块面包吃掉？总究，你比较强壮，你生存的机会比较高。要多久你才能下决定？
想像个监狱。你知道某些东西但你没说出来。那些管辖监狱的人知道你知道。那些不是当权的也知道。如果你透露了，三十，四十，上百的你的朋友，你的同志将被捕及被处死。如果你不透露，今晚将是你的最后一晚。他们常选择夜晚。无论如何，你不去想夜晚的事，你想着他们要提供给你的面包。还要等多久？褐色而又新鲜面包使你回想起投射在木质地板上的阳光。它使你想起一个碗，一个在你老家的黄色的碗。它是用来盛装苹果和梨子；你还记得它是放置在一张桌子上。并不是饥饿或疼痛，而是对那黄色的碗的缅怀使你近乎崩溃。你告诉自己，如果那只碗是抱在手中，你就能抗拒得起任何压力。他们提供的面包是代表颠覆与叛逆，并不代表生命。
从前有两个姐妹。一个很富有，但没有孩子，另一个是五个孩子的寡妇，穷得连饭都没得吃。她去找她的姐姐，要讨一些面包。“我的孩子要饿死了，”她说。那富有的姐姐说：“我自己都不够吃。”然后把她赶走。富有的姐姐的丈夫回到家时，要切块面包来吃，但当他第一刀切下时，鲜红的血流了出来。
每个人都知道这故事的意义。
这是个传统的德国童话。
那条我为你施了魔法的面包浮泛在你厨房桌子上空一尺处。这是张通常的桌子，并没什么窍门。面包下面浮泛着条蓝色的桌巾。桌巾与面包，或面包与三花板，或桌子与桌巾之间并没有绳索穿串着，你可用手在上面或下面扫过加以证实。但你也没有触及面包。为什么不呢？你是不是不想知道这面包是否是真的，还是我施展的幻觉在欺骗你。毫无疑问地你可以看见那面包，你也可以嗅闻到它，它的味道像酵母。它看来很坚实，就像你的手臂那样坚实。但你相信它吗？你能吃它吗？想像下，你都不想知道。
赏析
想像你是个画家，在你的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面包。你坐在它的正对面时，你在画布描绘出的面包，肯定跟你坐在它的左面时画出的面包是不一样的。同样地，你从正上方望下的跟你从右侧旁望去的面包的形状及投影也肯定不会是一样的。
想像你是个作家，在你的桌子上置放了个面包，你会写出怎样的诗，怎样的散文，怎样的小说。从各个角度，你能探讨人生的多少面。
想像你是个微型小说作者，面对着个这么的一个面包，而你只有千多个文字给你去挥霍，你会以怎样的构思，怎样的描述笔调来刻划这面包所能投影了出来的多层次的人生悲喜剧。
这篇小说分成五段。每段似乎个别独立，但在隐约间却有一条线（面包）在串连着。每一段都有各自的背景，各自控诉的对象，各自剖析的黑暗面，更有各自令读者省思的命题。
如果你对小说的形式有所要求，如：时空的进序，高低潮的起落，人物背景的描绘，那么，这篇小说给你的是震憾性的新体验，为你打开另一面全新的窗口。
我认为，这样的篇小说，作者是要写给微型小说家看的。
[ 點閱次數：5088 ]
文学的武吉
家乡的地名
陈政欣
有一次在西安参加当地旅游团，到延安和壶口瀑布观光。坐在身旁的是位来自东北大庆的油田干部，一路上我俩都很融洽地交谈。
在接近壶口瀑布时，车子正行驶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层岩叠嶂的山崖下，是条大河冲撞跌宕出来，奇幻险峻的峡谷。那种大气磅礴的峡谷轨迹与连绵起伏的峭壁，确实把我们震住了。有一阵子我是沉默地以湿润的心情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色。
这时，他问了我：“你住在马来西亚的什么地方？”
我随口回答：“大山脚。”
或者是高原上荒芜沧桑的景象影响了他，他说：“大山，在大山脚下。那你出来，要不要穿过丛林？”较早时他已知道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那时，我也不知那条筋脉被扭到了，竟然回答：“是要穿过热带雨林，还要搭电梯从树上的家下来。”
他也够敏感，即时微红着脸向我道歉，说他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对文字的潜意识反应，溜了嘴。
我也即时反应过来。我为自己的敏感与唐突而歉疚不已。但这事也让我们间的沉默凝结了一阵子。
这是我第一次因故乡的地名“大山脚”在字面上被人误解而感到不悦并做出刺猬式的回击。
过后，我摊开槟城州的地图，开始在这以马来语为主要语文的地图上寻觅过去（至少也有七八十年前）我们祖父辈们在这方土地上迁徙移动的轨迹。
在那年代，刚从火轮下来，或刚从泰马边际偷渡的唐山客，确实是不可能拼出Bukit Mertajam这样的马来语地名。同样的，英文字Butterworth 也不是好记好讲。他们需要“大山脚”（因为后面有座大山），需要“北海”（因为在北方又靠海）这样的华文地名来标识这两个市镇。沿着这思路加以推理，整个马来半岛各个角落的华人市镇乡村都应该有与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上完全不同的华文地名，而这些地名只是在华人社会里流传。
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乡镇的华文地名逐渐向马来地名靠拢，例如Parit Buntar的“新巴赖”（新Balai）就逐渐演变成音译的巴里文打。Prai的“新路头”也成了北赖。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和居林（Kulim）在祖父辈应该会有一个华文的名字，但音译的地名在什么时候已经深植华人的脑海。
就是“大山脚”不会变。
在北海渡轮码头前，招徕乘客的马来或印度或华人的德士司机都是这样喊着“Bukit”“Bukit”，“武吉”“武吉”，指的就是“大山脚”。
在马来人与印度人的生活和社会里，“Bukit”“武吉”就是Bukit Mertajam。
“大山脚”是属于华文社会的，甚至报章媒体都得接受这事实，就连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也没有“武吉”而有“大山脚”的地名。
“大山脚”三个字在文化意识上已凌驾于Bukit Mertajam。究其原因，华人在这方水土上在人口结构与文化意识上较为强势，
但隐约间，还是会听到“武吉”的声音在游移。
“大山脚”还是永远的。
只是在中国，自报家门时，有时就有情不自禁的刺猬式的反应，或情绪上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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