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新山位於歐亞大陸最南端，是個古老的城市。新山雖然叫「新柔佛」，其實並不新。早在一八五五年，這個原來叫丹戎卜特麗 (Tanjung Puteri)的村鎮就已是府城了。一八六六年柔佛大皇宮落成，「公主海角」改名「新柔佛」，華人管叫它「新山」。

既是百年古城，柔佛又曾是半島天府，此地想必具有人文薈萃的傳統。是的，除了已熟為人知的柔佛古廟遊神之外，近年新山人大力推動新山藝術節，推出《新山人文步行圖》，又有大皇宫博物院、陳旭年文化街、華族歷史文物館、廣肇會館文物館等可觀之處，「文化新山」顯然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在一般新山人眼中，「文化新山」還是看不見的城市。

對許多人而言，新山是個過境邊城。外地人落腳新山，只為跨越長堤到息坡賺新幣，息坡人則來此地加油買樓吃海鮮養小三。新山市郊無數住商花園密集，房價越漲越高，購物商城一座又一座開張，交通阻塞夢魘直逼曼谷，搶匪竊賊橫行無阻，然後呢，在離新山不遠的邊佳蘭，來了RAPID石油石化園區。「古色古香」的文化新山在哪裡？

文化當然不一定要古色古香。但是，沒有閒情逸致，大概也沒有文化。

住在新山的人，未必「 窮到透頂 」，但是說他們多半「愁得要死」倒庶幾近之。「愁得要死」的人，恐怕沒有多少閒情逸致。點出這兩者的關係的人，正是魯迅。他在《華蓋集》裡頭寫道：「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那裏還有這許多閒情逸致來著書？」

近日返鄉省親，耳朵聽到的、報章看到的，不少是治安不良的新聞與事件報導。許多簡直是令人「愁得要死」的冷笑話。

例如，某戶人家小孩白天在房中小寐，忽聞客廳有歹人闖入聲，急忙緊鎖房門致電父親求援，父撥電回家，電話鈴響歹徒驚走，遂無事。誰知一家人晚間外出用餐歸來，竟發覺已遭歹徒破門行竊。新山歹徒之鍥而不捨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新山一戶多車已是常態，否則日子不知該怎麼過。一日，某戶人家出門遠遊，留一部車在家。遊罷歸來，車蹤已無覓處，歹徒早將車開走嘆世界去了。鄰居目睹車子開走，還以為車主返家開車出門呢。

又有一戶人家驚覺盜賊闖入，撥店報警求援，警方問道：歹徒走了沒？

其他搶劫擄人事件頻傳，早已不是新聞。據說比較「夠力」的新聞是，某銀行的提款機竟讓歹徒整個搬走！看來哪天某間銀行忽地消失無蹤也不是魔幻寫實小說情節了。

以前新山人總說，作案的都是非法外勞，後來馬來人、印度人都有，現在連華人也投入這個無本生意行列，因為物價高漲，謀生不易。

我們回鄉那幾天，曾沿著百合花園的路邊小徑行走，家人都頗表疑慮，因為新山人不是開車就是騎摩多。這些住商花園的路上不見人跡，只有三餐或宵夜時間茶餐室與小販攤位才見人潮。

就算是茶餐室也未必人氣旺盛。有一回，不過晚上十時許，我們到某茶餐室買兩瓶水喝，店內員工已在清洗地板，將椅子疊在桌上了。收錢的安娣說：我們不賣宵夜。生意不好嗎？我問道。這一帶治安不好，生意不好也怕，生意好更怕。安娣說。

或許坡底街上人比較多吧，不過他們多半是過境旅客，總是行色匆匆。新山街上不見無所事事地閒遊的flâneur。沒有閒遊人，誰來手持《新山人文步行圖》，在直律街、陳旭年街、黃亞福街、義興路之間穿梭呢？

為人身與財產安危愁得要死的新山人與新山遊客，那裏還有這許多閒情逸致來發現「文化新山」呢？

--《東方日報》：名家(4 Ogo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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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一書，翻到第一頁，讀到：

「吾輩諸友啊，無友也」
──吾輩有幾人？
……
既無友，何來吾輩諸友，吾輩諸友？吾何德何能？汝等如何能正視之？倘若吾喚汝等吾輩諸友， 吾輩諸友，倘若吾喚汝等，吾輩諸友，吾何其斗膽，竟以無友，
加諸汝等。
──Jacques Derrida (1997) [1994] Politics of Friendship

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呼朋喚友（「吾輩諸友啊」屬呼格)，卻旨在昭告天下，吾友即無友，既無友，如何以友之「有」稱呼無友之「無」？他並在有無／友友無友之間的逗點小作文章，大談友友無友的（同一）時間性。「吾輩諸友啊，無友也」，德希達的思古幽情（故以文言譯之）上承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以及亞理思多德，在拆拆解解的支支吾吾之間，彰顯了「朋友」的本質或無本質：吾友即無友。冼文光的長篇小說《情敵》裡的「情敵」亦有其辯證邏輯：如何命名、指稱情敵？情敵是誰？情敵在哪裡？為何（要／會）有情敵？有多少情敵？在E: Overdrive章，冼文光寫道：

另一陣風吹入樹林，劉杏忽問汪峰有沒有過情敵。情敵？汪峰笑哈哈，說誰沒有情敵呀！劉杏說她沒有，汪峰說因為你還沒有愛人。
汪峰：「有了愛人，情敵就來」。

在劉杏的風中絮語裡，「情敵」是忽然冒現的念頭（詞／名／徵象）。但是她說她沒有情敵（物／實／對象）。沒有情敵，何以忽然冒現情敵的念頭？ 在劉杏的話語裡，「情敵」有名無實，故乃無實之名，或名不符實之名。不過，她只說她沒有情敵。並沒有說沒有愛人。她沒有愛人是汪峰所指稱的斷言。沒有愛人的「情敵」，是個「無名」、「虛名」（空的符象[sign]），是個虛偽／虛位的名，虛位以待實之冒現。反之，依據汪峰的邏輯，「有了愛人，情敵就來」。「情敵是一種心態」，他說。

劉杏在C: Disenchanted Lullaby章便已出現，早在汪峰跟她說「有了愛人，情敵就來」之前，跟她說話的是雷霖（「這當兒，主動跟她講話的只有雷霖」）。劉杏想跟雷霖借槍。後來劉杏就用借來的槍殺了鄰村村長的兒子，因為他跟劉杏發生性關係後拒絕娶她，而且喜歡上另一個女孩。可是這個故事中的情殺故事沒了下文，下文是個情敵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劉杏腦海裡逐漸浮動著雷霖。想到符薇要嫁給汪峰，跟雷霖在一起的江箐，劉杏抓起椰殼打衣物，不知怎麼，心扭到一邊」，果真如汪峰所宣稱，「有了愛人，情敵就來」，而且不只一個。

職是，「情敵」是一種必然性。情敵存在的前提或條件，是愛人的存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愛人，就沒有情敵。「有了愛人，情敵就來」，其實與「吾輩諸友啊，無友也」一樣，愛人與情敵之間具有時間性的問題。在逗點的左右，格格不入的愛人與情敵面面相覷，模糊了彼此的不相容性，以及兩個時間的細微差異（致命的「多出來的時間」！）。這也意味著，情敵的出現，在情愛與情慾敘事裡勢不可免。由此可知，冼文光的小說《情敵》書寫的，當然就是情事與情慾，不過不（只）是愛人的情事與情慾，而是情敵的情事與情慾。

不過，情敵究竟是誰？ 小說《情敵》中究竟有幾個情敵？有了情敵之後，是怎樣的情境？「有了愛人，情敵就來」，有了情敵呢？「有了愛人，情敵就來」其實也不是汪峰講的。在A: Times Like These章裡頭，雷霖在木瓜樹下等江箐，等得無聊，讀起書來，讀到「黑人問他有沒有愛人，他說給情敵搶了。黑人說每一對戀人都會有情敵，就像每個人都會有敵人」。情敵早已在書中。就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關於刺點(punctum)的說明，最後一點是：「是我把它添進了相片，然而它卻早已在那裡」（許綺玲譯）。冼文光的小說《情敵》裡的「情敵」也是如此：情敵早已在那裡。依解構主義的說法，情敵總已在那裡。誠然，情敵總已在書裡，書也總已在《情敵》裡。情敵總已在《情敵》裡。

「有了愛人，情敵就來」，有了情敵，就要對付情敵。《情敵》裡的青衣鎮男子穆信／豽吉布／陳境（江箐的愛人，雷霖的情敵，副舵主女人的愛人，副舵主的情敵）來雲城雷霖家送偽信，雷霖不在（情敵的缺席？），雷霖父母留他用餐，說起嗜好，穆信說嗜養蜘蛛，「蜘蛛如果發現有了情敵，會精心織一個網引誘對方陷入那網中陷阱，然後一口一口吃掉」，他說。他說他如果逮到情敵，也會一口一口吃掉他。穆信留下一把玩具槍給雷霖，就是後來雷霖借給劉杏那把不尋常的槍。

《情敵》不乏對付情敵的其他例子，大都涉及暴力。汪峰告訴情敵雷霖他母親叫人將丈夫情婦的臉打醜，將情敵姘頭的腿打斷。「我娘說對付情敵別手軟」，汪峰說。同一天，汪峰與雷霖遇見歪嘴張，老是問人有沒有情敵的汪峰問他有沒有情敵，「歪嘴張說如果有人動他老婆，他會鏟掉對方的鳥。 ……歪嘴張哈哈笑說對付情敵不能手軟」。這時，敘述者說：「汪峰一日聽這話兩次，驚覺老一輩處理這種事非常暴力。」另一回，教雷霖法術的老師講故事：一日，故事裡的女傭主人雲城西區副舵主攜回一麻袋，解開後跌出一個頭顱，「那張臉女傭認得：豽吉布；主人的好朋友」（副舵主事忙，「他女人多出來的時間給豽吉布填補了」），顯然豽吉布來不及逃命，顯然有了情敵，下場不是非喪命黃泉即亡命他鄉，而且不見得老一輩處理情敵的事才非常暴力。

情敵總已在那裡。情敵總已在《情敵》裡。江箐與雷霖的法術老師講故事，每每未講完就住口不說了，但「雷霖總覺得好像在哪聽過這故事」，敘述者也總是告訴讀者，「這故事，雷霖好像在哪裡聽過」。在《情敵》裡，雷霖是愛人（江箐、符薇、劉杏的愛人）、情敵（汪峰、曹操、穆信的情敵），也是「讀者」（小說裡的「書」的讀者），時常隨手拿一書，翻到哪裡，《情敵》的故事裡的故事就從哪裡展開或衍續。故事裡的故事與故事外的故事經常糾纏不清，讀者（我們）讀著，也「總覺得好像在哪聽過這故事」，因為情敵總已在那裡 。

所以，《情敵》一開頭就已是小說的結尾：「想不明白」（為什麼情敵總已在那裡）的讀者雷霖漏夜跳上漁船逃離青衣鎮「那吹著風沙的火樣似的地方」，而且上船後發覺，跟自己一樣同屬情敵身分的人，居然還有六位，他們都是在青衣鎮無意中搞了一個叫法蒂瑪的女人後不得不逃命，可見有了情敵，或做了情敵，就要逃命，此所以《情敵》一開始就是一個逃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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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寶是個小鎮。以前我一直以為是「金保」，不知何時開始，「金寶」比「金保」通行，可見人人喜金愛寶。不過舊街場還有以「金保」為名的「金保土產城」等老店。
如果不是座落金寶小鎮西湖的拉曼大學(UTAR)在七月七、八日舉辦了一場「時代、典律、本土性：馬華現代詩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大概不會在今年夏天到這個瓦煲雞飯、麵包雞、香餅相當著名的小鎮來。

住在鎮上的金寶大飯店。有一回晚飯後與「大牌詩人」黃遠雄同行，遠雄竟開上往怡保的公路，折返時幸好有飯店圓頂的燈火當路標，遠目望去好像清真寺的洋蔥頭。

那兩天，金寶小鎮炎熱得像無風帶，不同世代的詩人紛紛從遠道趕來，彷彿「從天野遼闊的關外來赴中原」（溫瑞安詩句），趕赴一場江湖的約會。話說回來，林金城到金寶動地吟，不忘「知食份子」本色，難免去光顧椰殼燒豬或金耀排骨亞參叻沙，大快朵頤一番。

但眾詩人為何雲集金寶小鎮？

學者、評論家與詩人在研討會上喋喋不休，侃侃而談，慷慨激昂，唇槍舌劍，不知可曾勾起聽者對詩的食慾，一如林金城的圖文引發我對金寶小鎮美食的食慾？

我想詩或論詩的食慾可能不敵美食引發的食慾，否則詩人黃遠雄就不會暗路夜奔安順，只為打包燎記豬腸粉。

「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會場有人如是冷冷地說。可是，這有什麼不對呢？只要有人寫詩，只要有人讀詩，數字應該不是問題吧？數字是「在我萬能的想像王國」的問題。還好，說話的人沒說「出詩集的人比買書集的人多。」

六○年代末七○年代初，天狼星各分社在半島中北部以詩聚義；在那些年，恐怕也是寫詩比讀詩的人多。當然，也有人夜奔安順讀詩。
不過，即使像《我的青春小鳥》這樣熱賣的詩集，讀的人還是比裝假牙的人少吧。

寫詩是一種食慾。我們在美食小鎮談論詩人的「過去的食慾」，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務。從食慾到下廚或下肚，四、五十年下來，到了二○一二年七月拉曼大學這個研討會，早就已經拉很大了。

因此，各方人馬在金寶小鎮談詩，談詩意，談馬華現代詩走過的路，談我這一輩對那個時代的詩與歷史的記憶，論者憶往懷舊多，就詩論詩者少，自然不太可能找到詩意，或勾起聽眾對詩的食慾。但是有這麼一座小鎮，有這麼一個校園，讓學者、評論家與詩人繞著馬華現代詩這課題喋喋不休，侃侃而談，慷慨激昂，唇槍舌劍，甚至挑燈夜談，這應該就夠了。

順帶一提，這群來自國內或域外的詩人的名字是李有成、王潤華、冰谷、陳雪風、溫任平、草風、綠浪（陳政欣）、張景雲（張塵因）、何啟良、何乃健、黃遠雄、雷似痴、李宗舜、陳川興、辛金順、傅承得、游俊豪、呂育陶、方路、方肯、曾翎龍、楊嘉仁、楊小濱、張依蘋、陳偉哲等等。

黃錦樹呢，他當年寫詩，曾獲旅台文學獎，也算曾經是詩人吧，如果不是「在逃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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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八」那天，梅雨棉棉，我在台灣的埔里，在暨南國際大學的人文學院。

暨大的東南亞研究所這兩天舉辦台灣的東南亞研究年度會議，遠近而來的馬來西亞同鄉不少，其中包括陳愛梅、蘇慧娟、蘇穎欣。

這三位來台灣發表論文的馬來西亞人，在四二八那天早上，人在埔里，念玆在玆的，卻是當天在吉隆坡讓警方四月封城的Bersih 3.0。陳愛梅那天還特地穿上 Bersih 3.0的黃T恤到會場來，於是慧娟手持一張寫了 Bersih的紙，我們四人就在大會海報看板前合影，將照片上傳臉書。

她們都是馬來西亞的新生代，分別在不同地方的大學攻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高等學位，正在累積知識與學問能量及學術資本。假以時日，他們必將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或學界的中間分子。但是目前他們的身分則是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關心家園的環境正義，關懷國家的民主進程。

這正是我們理想中的讀書人：除了在象牙塔內埋首故紙堆中之外，也能關心塔外社會的不公不義與弱勢者，更能坐言起行，以文字或影像發聲，走上街頭遊行靜坐。

在同一天早上，我在會場聽到某位學者談起馬來西亞的民主政治。她認為二○○八年的三○八政治海嘯不是一般人說的大馬民主大躍進，因為一個國家的民主狀態不可能在短短四年內就大為改變。這個觀察基本上反對的人不會太多，雖然四年也不是太短。

這位學者其實強調的是區域研究做田野調查的重要。這當然是對的。可是她對三○八的觀察採樣，部份來自三○八後來台的大馬學生，而根據這些學生的說法，只要大馬國力超過星加坡、發展好，就算馬哈迪捲土重來他們也不介意。

我們當然不會全盤否定這些新生代的意見與心態，但不代表「發展及其不滿」的聲音一定掩蓋了要求改革的「民主及其不滿」的聲音。民主發展是不是一定要完全反映在選舉結果，也還有思辯空間。

後來我就離開會場了。我不知道在開放討論時段這位學者的說法有沒有受到在場馬來西亞與會者的質疑。

從社會運動發展看來，一九九八年的烈火莫熄運動，無疑影響了一九九九年替代陣線的冒起與表現。那一年的第十屆全國選舉，國陣依然獲勝，但馬來人的支持票早已不過半數。 到了二○○四年的第十一屆大選，國陣在上台不到半年的阿都拉領導下狂勝。但是，我們也不能說這表示大馬民主發展退步或停滯。

三○八的政治海嘯以來，多場補選民聯國陣各有勝負。從政治學與社會學角度觀察，有些事件具有指標意義（例如詩巫補選），有些則反映了大馬政治的普遍現象。四年來，公民社會團體與社會運動活動者推動了多場集會，訴求各有不同，但意義皆重大。

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 去年七月九日號召全民上街頭訴求選舉改革，遂有警方七月圍城的「七○九民主之行」Bersih 2.0大集會、「拯救馬來西亞．中止萊納斯」(Save Malaysia Stop Lynas)組織也發起了一系列反Lynas稀土廠運動，其中尤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的關丹「綠色集會」規模最大，讓人看到反風吹綠東海岸的新希望。

於是才有了黃綠合體的四二八 Bersih 3.0。

民主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烈火莫熄燃起了改革的火種，此後春風吹又生。也許可以這麼說，沒有二○○七年的淨選盟萬人大遊行，哪來七○九民主之行，沒有二二六 綠色集會，也就沒有四二八Bersih 3.0。

Bersih 3.0讓人看到十萬無畏無懼的人民。是的，只要人民心無所懼，民主的大紅花遍地盛開也就指日可待了。

－－【東方日報.名家】30 Ap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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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詩，或小詩，如此而已。詩有長有短，小詩，就是小詩，而短詩，則未必就等於小詩。那麼，什麼是小詩？讀詩的人都知道，在那個中文新詩試寫的民國初年，冰心的《繁星》與《春水》標誌了一個華文新詩的「漂鳥集傳統」，以及一個「小詩時代」。之後新詩走過漫漫長夜迢迢遠路，離散到北方大陸的周邊島嶼，以及半島，於是有了「現代詩」，這些島以及半島也有了自己國度的現代詩人。不過，在馬來半島東海岸的熱帶憂悶小城讀詩的慘綠少年時代，我先是冰心的小讀者，坐在窗前讀著讀著她的小詩，彷彿在這些繁枝殘花與飛鳥的閃爍之間，我約略體會了「生命也是這般的一瞥」。對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我而言，詩意的奧祕似乎就是生命的奧祕。

所以小詩對我而言，在許多許多年以前，就已不是螺旋終站了，而是靈光閃現的起點，像東海岸夜空的萬點星光，照映出「自己靈魂裡的密意與隱憂」，那些不能說的祕密，或暗地裡的，與孤寂的約會。

當然，小詩、短詩、短歌、俳句、絕句、小令……，這些詩的次文類，或這幾片「次瓊瓦」，是可以做點詩學式的分類與串連的，但這類知識上的思索於詩並無太多關涉，對讀邢詒旺的短詩集好像也沒多大用處。反過來說，邢詒旺的短詩，或這本集子裡頭的短詩──因為這是他的第二本短詩集了──可以讓我們思索小詩的什麼詩學問題，可能更有意思的思考。比如說，《鹽》──邢詒旺的上一本短詩集──的第一首詩〈閃現〉（2011:24)：

閃現的事物不只存在於閃現時──比如
說：愛

對我而言，這正是小詩的悖論詩學──極其明顯的，小詩不小，小詩描述的多半不只是存在的拓樸空間，而是讓時間加速直至它成為閃現、瞬間的存在，所以才停格在一行、兩行、或三行的空間，於是，這幾行詩乃凌越了原本可能存在的其餘數行、數十行、或數百行而成為朵朵不見繁枝的曇花。換句話說，所謂凌越，其實就是，減法──時間加速，空間縮減，讓詩意以詩的低限單位存在、衍生、投影、輻射。因此，我們不妨說，小詩的詩學，乃減法的詩學。這當然是小詩，而不是短詩的定義。

是的，「閃現的事物不只存在於閃現時」，在小詩的世界，事物不閃現的時間，遠比「閃現時」更長久，小詩沒讓我們看見的細節，也較我們所看見的事物來得多。明乎此，在《螺旋終站》，邢詒旺繼續探索小詩的消失、隱藏、後設、不在、不見、無名、隱題、無聲等本質或性格。比如說，他寫道：

時間只是產生
懊悔的空間
來容納
沒說的

時間當然不會停頓，「沒說的」於是遠遠超過「說真的」，加速成為一首首小詩裡的風浪雲霧、花鳥草木、貓鹿牛駝、或春夏秋冬。

或者我的春夏秋冬。當然，我已不是冰心的小讀者了，儘管還在讀著新近添購的泰戈爾詩集《生如夏花》，儘管我又忍不住去買了《繁星》與《春水》，只為了重溫那些年的小詩情緒。而在寫著這些文字的三月天，窗外吹進來的早已不是南中國海的熱風，而是台灣海峽溼溼溼溼的返潮南風，我的生命也早已不知閃過多少個一瞥了，雖然我對生命箇中奧祕的領悟，依然遠不如對詩的奧祕的理解。是的，生命的奧祕只能領悟，詩的奧祕倒是可以理解，只要像邢詒旺這樣的詩人願以「書寫的刀鋒／切下生命的駝峰」，然後書寫成小詩。是的，邢詒旺在《螺旋終站》裡所分享的生命奧祕，未必人人能懂，但是他的小詩有稜有角，有姿有色，倒是有目共睹。

－－【東方日報】：東方文薈 4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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