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農曆新年借徑新加坡跨越長堤返鄉省親，已是我十多二十年來的「回家」模式。每年入境新山這座馬來半島南端的邊城，都是到梧槽車站搭乘星柔長途德士，今年也不例外。

除夕前兩天午後，我們一家三人在星洲利寶飯店與友人餐聚，之後即到梧槽車站排隊搭車，好容易車子來了，我們即往兀蘭出發，同車還有一在星洲工作的馬來少女。德士由新山載客入星，回程載客返馬，通常一天可來回多趟。

但是那天還沒到兀蘭德士就以慢速開開停停。下過午後雷陣雨的天氣有點悶熱，我漸漸打起盹來。不知過了多久，我在半睡半醒之間聽到有人用馬來話交談，以為已抵達獅城國境以北，張眼一看，車子竟然還在兀蘭路上車陣中，馬來青年司機與同鄉少女正在低聲談話。

三、四十分鐘後，總算抵達海關，護照蓋了離境印戳後德士又在星柔長堤牛步漫行。這時已是下班時間，天色漸暗，右邊的車道是開往星洲的貨車卡車，載滿貨物，左邊車道有一道專行從星洲返回新山的摩多車勞動大軍。左右車道的都在龜速移動，時而停滯。

終於來到大馬國境海關，在一台盒型小機器上掃描了雙手食指指紋（現在台灣人入境大馬免簽證），確定海關人員在護照蓋戳後（他們有時會忘記蓋戳），進入新山這座號稱馬來西亞「南方大門」的城市。記得許多年前，從新加坡搭車穿過長堤入境新山，就已覺得有如從第一世界進入第三世界，想不通何以才隔了個柔佛海峽兩地景觀市容就差之千里。

新山不是蓋了新的海關大廳蘇丹依斯干達大廈嗎？新山不是蓋了新的車站嗎？不是有Kotaraya 2.0嗎？為什麼不能在國境之南規劃一個火車、巴士、德士共構的轉運站呢？為何往返星柔的德士還是流落到破舊的老德士車站上下客呢？通常德士從星洲抵達這個老舊車站，就有市內司機前來招攬客人。但是，那天傍晚，我們下車後，只見幾位馬來司機坐在車站長廊的餐桌前悠哉閒哉地喝茶聊天，沒有人趨前問我們欲往哪。

後來有位中年馬來司機隨口問起我們的目的地，我說百合花園。沒人要去啦，下班時間交通壅塞啊。他搖搖頭說道。於是我們就聊了起來，我問他要等到幾點鐘才會有車願意開往那幾個住宅花園？他說條條通道都塞車，九點十點都很難說。他住過百合花園，兩年前才搬離，很清楚那裡的交通狀況。他說。說著說著，我就像舊小說中遇到強盜的善良百姓般說家有八十歲老母等著我們一年一度回來吃晚餐我願意付四十大元云云，他總算願意載了，於是我們懷著感恩的心上車。算了，載你們回家後我順便去清真寺禱告好了。他說。

不是華人新年來臨交通才這樣，其實這裡啊每天上下班時都這樣，下雨天更是塞爆。車子開離市區後他說道。我看從地不佬那裡繞過去好了，可能比較不塞。他說。這位好心載我們的馬來先生一路上指指點點，你看，一點都動彈不得；你看，那是藍色計程車，跳錶但坑人，搭到百合花園要五、六十大元呢；你看，往市區那邊也在塞塞塞……。

每次過年返鄉搭德士回家，都是我重新熟悉馬來話的時光，因為卡在壅塞路上的時間頗長，用來練習會話了解民間疾苦最好，否則真的要火冒三丈：這個收納人民所得稅的政府究竟是如何治理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的？多年以前，我們回到百合花園後還會搭巴士到City Square逛逛，但是近年園區巴士也停駛了。我們只好哪裡也不去了，除非是家人或朋友開車載我們。

住在新山這個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市的人，沒有車就沒有腳，有車則飽受塞車之苦。這個城市人口，合法非法加起來也有一兩百萬了。但是看看世界各地其他一兩百萬人口的城市，有哪一個像新山這樣沒有個性、沒有像樣的公共交通系統的？即使像我居住的所在──高雄市，公共巴士系統始終不彰，建了捷運之後，巴士服務還是沒有改善，主要原因是無法說服小市民搭巴士比騎摩多車便捷便宜，但是公車處並沒有放棄研擬改進公共巴士交通之道。但是新山呢？

《新海峽時報》總編輯賽那茲里(Dato' Syed Nadzri Syed Harun)近日說道，新山已成為「一個活躍的大都會。……公路兩旁都在建新大樓，而且不像巴生谷，市內大道都不收費」。這當然是笑話，車子每天卡在路上不動的城市如何活躍得起來？每天塞車的道路還敢收費？

我這個一年返鄉一次的異鄉人比較好奇的是， 數十年如一日、每天上下班或開車出門就卡在路上的新山人，居然甘之若飴，沒有發出不平之鳴。難道新山人真的如此樂天知命，一點都不受鄰邦愛抱怨愛投訴的新加坡人影響？

但是，我還是要問： 新山人，你點解唔火滾？

－－《東方日報》29 January 2012:東方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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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新年來臨倒數一過，居然就已過了一月的第一個週末了。六日下午，陳翠梅從北京飛來台北，參加週末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年會的其中一個場次是「土地／抗爭／影像」影展與座談，放映關於台東大鳥部落原住民反遷村、琉球邊野古民眾反美軍基地靜坐、關丹民眾反Lynas稀土廠輻射危害抗爭、及泰國社區活動的影片。

陳翠梅那場放映的是《輻射村求生手册》系列，包括三部短片《愛的饗宴》、《油鬼XX》、《歡迎光臨輻射村》與記錄片《黎群的愛》。短片導演分別是胡明進、楊俊漢、與劉城達，紀錄片則由陳翠梅執導。這些影片都是Lynas在關丹設廠提煉稀土計畫曝光後，陳翠梅與她的導演夥伴以影像控訴與抗爭第一世界跨國企業製造第三世界環境公害的作品。

反Lynas稀土廠運動形成以來，關丹有識之士成立了「拯救馬來西亞．中止萊納斯」(Save Malaysia Stop Lynas)組織，定期舉辦抗爭活動，監督設廠流程，並遠赴西澳抗議，臉書社團「彭亨拒絕毒害工程」(Pahang Don't Need “Hazardous” Project)也吸引了三萬多名成員交換意見互相打氣，但是Lynas稀土廠在格賓工業區建設與開工的進程並未稍緩，關丹人及其後代子孫的命運簡直是在跟時間競賽。

陳翠梅是關丹人，眼看美好家園的未來就要被政府與跨國企業利益聯手犧牲，於是從國外回返東海岸的村子，思考自己能為家鄉做什麼。身為電影工作者，她想，她至少可以用影像散播抗爭的訊息，以喚起更多人去了解什麼是事實，去思考什麼都不做的話美麗的東海岸會有怎樣的未來。

於是他們拍了這些短片，影片中呈現了七彩食物、變形身體與器官、跨張的反輻射衣物道具、以及粉飾太平的電視報導話語，可謂極盡滑稽、搞笑、諷刺、荒謬之能事，目的無非是希望觀眾能從諧趣之中體悟其警世之言：這個未來會一直來一直來，如果你我現在不站起來向政府與Lynas說不。

何況那不是未來，而是早已發生的事。陳翠梅的記錄片《黎群的愛》拍攝的是八○年代紅泥山日資三菱稀土廠受害家庭黎群的故事。在稀土廠工作的黎群生下智障兒，二、三十年來過著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生活。這個毒害黎庶的前車之鑑並沒有喚起政府與企業貪婪者的良知。

陳翠梅在影片放映後憂傷地說，其實她是相當消極無奈的。我們都在大量使用手機、電腦、數位攝影機、液晶電視這些科技產品，地球的環境一直被人類的文明破壞。她一方面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希望以影像警惕觀眾，起來捍衛家園，另一方面也思考自己後續還能為這個抗爭運動做些什麼。

陳翠梅對人類文明與消費行為的看法，證明她是個反省能力頗強的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但是，Lynas在關丹設廠其實是個環境公害與土地正義的課題。

毫無節制的開發與經濟成長只能為環境帶來浩劫，受到人民委託的政府有責任與義務確保人民的健康，正視土地倫理。像Lynas的格賓稀土廠這樣一個毒害環境與人民健康的開發案，怎麼可能不經過人民公投、全民審議就在這塊土地上建廠動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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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焱寫短詩，也不是始自《帶著里爾克肖像流浪》，《毛毛之書》即題為「木焱短詩集」了。他寫那一百首附漢語拼音的「呢喃」，說是受了羅智成《寶寶之書》創作形式的啟發。這樣看來，短詩其實就是一種燕語的形式，一如他的〈2〉，實驗的是長詩的創作形式。不過，短詩作為一種詩的創作形式，也不是不辯自明，例如：一首詩必須短或長到什麼地步，你才稱之為短詩？這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跟去流浪時為什麼要帶著里爾克的肖像一樣形而上，而我們都知道木焱根本就沒有像三毛那樣去流浪。

他在台灣中部一個叫麥寮的地方的跨國公司上班。二○一一年，木焱三十五歲，已經出版了幾本詩集，準備繼續出版幾本詩集，這本《帶著里爾克肖像流浪》即其中一本，詩集題辭為「獻給三十五歲的里爾克」。里爾克三十五歲，那是一九一○年，那年他完成了《馬爾泰手記》。同年，他到杜英諾的海湄古堡訪友。隔年重返那裡，開始寫《杜英諾哀歌》。據說他在岩石間散步時，海風中有這樣的聲音飄來：「如果我呼喊，諸天使中有誰會聽到？」。那就是這首詩有名的第一行了。讀木焱的這本短詩集，我也在想，有多少個年輕的木焱，也曾經在沒有古堡的海湄岩石間散步、抽菸、聯想、思索詩與寫詩的問題……，寫下「妳說春天永不再來／永不再來」這樣憂傷的詩句？

在南台灣現在是下著微雨的冬天，春天，當然很快就會來臨，那個女孩說的還是形而上的話語，也就是短詩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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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我對文學評論與研究的興趣來自幾本書的啟發。我在馬來半島東海岸讀書的青少年歲月，是在一九七○年代中葉以前。城裡有幾間中文書店，學校圖書館也有一些中文書，還能找到一些文學作品來讀。對我而言，這些閒雜書的世界遠比枯燥的各科課本有趣多了。除了創作文章之外，我也讀談文論詩的篇什，看看別人怎麼理解作品。其中葉維廉的《現象、經驗、表現》與余光中的《逍遙遊》等文集中的評論文字，給我啟示最深。後來又讀了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中夏濟安、陳世驤、葉維廉、顏元叔、楊牧的論述文集，「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楊牧那幾篇回憶陳世驤、徐復觀、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的散文，其實是寫他「從師問學」歷程的文字，我讀了尤其受用，也心嚮往之，但是不敢奢望自己也有唸大學或留學「弄學問」的一天。

在那個新經濟政策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在半島東海岸小城，大部分像我這樣的低下階級出身的年輕華人，多半是唸完中學就到社會「吃頭路」去。繼續求學、讀書，成為學院裡頭知識消費、生產與傳播社群的一份子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後來我到西海岸的都門去，因偶然機緣當上文藝刊物當編者，所以還能繼續與文學文字為伍，隨心所欲讀點港台出版的閒雜書。我在工作中接觸了許多文學、文化、或新聞工作者、大學生、也有一些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他們或創作詩文，或將文史思索成果寫成論述文章，在我編的刊物發表，因此我對當代中文世界的詮釋與學術社群也算略有所知。

我在工作之餘繼續讀書寫作，也讀點馬來文與英文讀物，儘管這兩種語文我都談不上通曉。彼時八打靈「新鎮」有家大學書店(University Book Store)，是我經常閒逛的地方，在那裡買了李維思(F. R. Leavis)的幾本重要論文集，還有魏力克與沃荏(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那本名著《文學的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以及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英國小說》(The English Novel)，也在峇都律的安達拉書屋(Pustaka Antara)買過哈利．列文(Harry Levin)的《批評的脈絡》(Contexts of Criticism)。這些書，在我似懂非懂地讀過之後，成為我的文學批評養分。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這份書單，乃因為若干年後，我到台灣唸大學時，這些名字，這些書，還經常出現在某些參考書目上。雖然那時一九八○年代的序幕經已拉開，新批評早已退潮三千里了。

後來我終於離開馬來西亞，在馬哈迪崛起政壇的時代。一九八一年秋，我通過來臺參加聯考進入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那也是一個偶然。不過，師大英語系的大學教育，主要在訓練中學英文老師，那並不是我的興趣或職涯規劃。彼時的台北，在師範大學與台灣大學之間，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大小書店書攤，學院內外更不乏作家學者演講與人文及社會科學研討會議，可以說是個不小的文學與學術社會。這個社會遠比學院課堂豐富精彩。記得有一回《中國時報》在師大舉辦系列演講活動，從美國請了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學者來臺講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幽黯意識等文化思想課題，演講場地客滿為患，在那未解嚴的年代台灣知識青年對知識與啟蒙的渴望由此可見一斑。我躬逢其盛，頗有所感。前此我已在暑假逛於國際學舍舉辦的書展時買了熊十力、徐復觀、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書，課餘翻閱玩索，雖未能如熊十力所言有「真實志願」，但思想漸漸在新學舊學西潮新潮之間擺盪浮沈。

一九八○年代中葉以後的台北人文與社會學知識社會西潮後浪波濤洶湧，那真是台灣學術場域的最美好時光。在「外文學門」，新批評之後的神話原型批評與結構主義風行不到十年，天下已歸後結構主義──解構、新馬、女性等各大門派紛紛搶灘，後現代、後殖民緊追在後登陸，趨之若騖者所在不少。彼時智慧財產法令尚未落實，這些西方理論家的書多半由大學周遭販售西書的書店翻印，故能迅速散播流通。繼李維-史陀與羅蘭．巴特之後，德希達、傅柯、拉岡、哈伯馬斯、詹明信成為知識青年掛在嘴邊的學術時尚名字。不過，我自己在交修課報告時，以巴特文論分析沙白羅(Saul Bellow)小說《受害者》(The Victim)、以巴赫晉(Mikhail Bakhtin)眾聲複音理論分析某部莎劇之後即不彈此調久矣。

大學畢業後我返回台灣繼續念碩士學位時，放棄了師大等北部學校，而到熱帶港都高雄的中山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去。彼時中山外文所成立不過一兩年，規模小而精緻，很適合學文學的人。當年所長為余光中，師資亦多為學者兼作家，有蘇其康、孫述宇、鍾玲、李永平、黃碧端等人，堪稱一時之選。那幾年我修了古英文、英語史、中世紀傳奇文學、喬叟研究等課，多和英國中世紀文學相關，到了要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就順理成章請系上的蘇其康教授指導，以中世紀夢境托意敘事長詩《農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為研究對象。回想起來，楊牧在幾篇回憶師友隨筆及早期詩文集序跋，每每提及修讀中世紀歐洲文學的感思，中世紀乃至古典世界遂令我有所憧憬與想像。蘇其康老師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是楊牧的學生。一九九○年代初，我已在台灣大學唸博士班，同時也在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有一回我到台北中山南路的國家圖書館參加一個翻譯學國際會議，楊牧也與會發表論文，蘇老師介紹我給老師的老師認識時，他並沒什麼的表情，令我想起他自己文章寫到當年陳世驤向卜弼德引見他時卜弼德的表情。

楊牧當年到柏克萊唸的是比較文學。我到台灣大學當博士生時，台大外文博士班的比較文學色彩已頗淡薄，已經接近一般英美文學的規劃了，儘管當年開辦時的設計是相當完整而有特色的中西比較文學課程。不過，那時三門頗重的必修課都跟比較文學相關：西洋思想史、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方法論。前兩門課由馬樂伯(Robert Magliola)教授，他著有解構主義與現象學研究專書，為國際知名學者，可惜我彼時沒有虛心向學。我上他的理論課時交給他的期末報告被要求重寫，因為沒用多少當代理論。「比較文學方法論」一課由張漢良老師開設。我唸大四時認真旁聽過張老師開在大學部的比較文學課，獲益良多。張老師對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用功頗深，我除了上他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一課外，也跟他做過中世紀符號學的專題研究，後來就請他當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上比較文學方法論時，我讀到以色列文化理論家易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複系統論文章，十分折服。前此我已讀過他為《今日詩學》(Poetics Today)期刊主編的翻譯學研究專號，覺得複系統譯學理論頗契合我的翻譯想法。易文-左哈爾自己在《今日詩學》有個專號，整期都刊登他的複系統文論，其中文章或談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的位置，或描繪文學複系統中的文學階層，我覺得不少地方可作為馬華文學的寫照，於是博士論文乃以複系統理論勘測馬華文學複系統及現代主義馬華文學的冒現。寫論文期間張漢良老師請了易文-左哈爾來台大外文系演講，我藉機向他請益問學，承蒙他給我許多寶貴意見。一九九七年初夏，論文脫稿，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結束了我在台灣漫長的讀書求學生涯。

回想起來，我的文學評論與研究進路，可說是從新批評起步，轉進結構主義與俄國形式主義之後，多年以來一直停在文學符號學與系統論的思維脈絡，可謂「形式主義者」。學界朋友大概也這樣看我。難怪幾年前交通大學的蔣淑貞教授主編一套「文學作品讀法」叢書時，要我寫的是《形式主義》那一冊。但是另一方面，或許是在慘綠少年時期「偷偷」讀了點左翼思想的小冊子，我並沒有忽略思索文學與社會、歷史、政治、哲學的互動關係。

回想起來，我的讀書求學經過，跟其他人文學門的馬華留台學術人的經歷其實相去不遠；我們都是冷戰時代「僑教政策」的產物。他們有的比我年長很多或稍長，如張奕善、鄭良樹、麥留芳、陳鵬翔、李永平、王潤華、丁善雄、余崇生、李有成、賴瑞和，有的比我年輕，如曾慶豹、辛金順、林建國、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顏健富、高嘉謙等。不同的是，有人大學畢業後轉往北美念研究院，取得那裡的博士學位；有的則跟我一樣，最後一個學位也是台灣製造，然後在臺任教。我唸大學與博士班時即分別上過陳鵬翔與李有成的課，他們都畢業自台大比較文學博士班。這些學長之中，張奕善為明史學家，早已自台大退休。鄭良樹與麥留芳在港台屆齡退休，最後回到星馬繼續為學界服務。比我年輕的留臺人中，辛金順不久前歸國，到拉曼大學任教。其他人則還在臺灣。

貳
這本許德發編的青年學術人問學自述集，裡頭的文章敘述了二十二位新科博士或博士生的求學與學術心路之旅，也可說是他們的知識生命書寫。相形之下，我自己或上文末段提到的其他留台博士多半是上一個或兩個世代的學術人，世代跟他們較接近的高嘉謙也早已年近四十，也不能算年輕了。在那些年，對他們（或我們）這批背景相當接近的馬華子弟而言，赴台留學可能是唯一的選擇。時移事易，本書諸篇文章的作者教育背景不同，留學唸博的國家不一，當然每個人讀書問學的經驗也有所不同。這也反映了馬來西亞社會的多元氛圍。

三十多年前，在那個新經濟政策鋪天蓋地實施的年代，我高中剛畢業，前途茫茫，即使要踏入社會「吃頭路」也不知要入哪一行。一日，在返校領取文件途中遇到同班的馬來同學羅斯朗，聊起近況，他說即將赴紐西蘭留學。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那些同班馬來同學，應該有人走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之路，他們的心路歷程也值得參照。希望哪天有人編輯一本收入不同族裔背景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學術人知識生命書寫文集，讓讀者看看不同群體成員走過的三十年，或二十年，跟我們的那些年如何大同小異，或大異其趣，以及知識追求與生產在這個社會與國家的侷限與意義。

──《東方文薈》 (18-19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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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春，像每年飛往南方避寒的候鳥，我跟妻女返回新山陪高齡母親過農曆新年。每年回去那個炎熱、乏味的城市，我都會跟「吉蘭丹詩人」黃遠雄敘舊。二十年來，遠雄一直棲居新山，一邊為生活奔波，一邊以詩為誌，抒情感時。遠雄其實話不多，每次會面，多半會再約幾個南方文友聊聊，所以「與遠雄同行」，真的是在新山幾個花園及其他柔佛市鎮之間的路上奔馳。那年二月十一日，遠雄、賴瑞和與我約了沙禽從峇株巴轄來新山小聚，遠雄說木焱與楊邦尼人在古來，不妨相約一見，於是那天早上，我們六人在古來優美城的Old Town Café一起喝咖啡閒聊。那是我第一次與木焱見面。道別時他送了我一本粉紅色的有人版詩集《毛毛之書》。

當然我不可能記得那麼清楚。木焱在我們的舊街場咖啡館聚會之後將六人排排坐的合影鋪貼在他的「格格不入」網誌（三月三日），那是他二○○六年底在《有人部落》開張的「網上幻土」，也是木焱文字的居所。

那些年，其實我搞不清楚木焱究竟是人在古來，還是在臺北，正如我搞不清楚他究竟出過幾本詩集。幾年前我在臺灣大學附近的唐山書店買過「火把工作室」出版的木焱詩集《臺北》，但是沒讀過他的《祕密寫詩》。更多年前，二○○三年左右，我也在誠品書店買過兩期編得很酷很後後現代的《壹詩歌》，那是他和可樂王創辦的詩刊，可見他頗積極參與臺北的文學活動。後來有一年我返馬過年，馬華文學館的許通元告訴我說，木焱回來馬來西亞了，那一年的《蕉風》編務就交由他負責。

木焱散文（與詩）書寫的，其實就是他的「回鄉即想」與「他鄉隨想」，只是不知道人在新山（或古來），或人在臺北，到底是「回鄉」，在「他鄉」，還是「在路上」，究竟何處是故鄉，哪裡是他鄉。歸去來兮，歸去何方？我在二○○六年寫過一篇論文，題目為〈離散雙鄉：作為亞洲跨國華文書寫的在臺馬華文學〉，討論的就是在臺馬華文學作者離散與歸返臺馬兩地，在兩地流動與棲居的時日久了，兩地皆家園，筆下所作則是雙鄉書寫。木焱的詩文簡直就是離散雙鄉書寫（與理論）的實踐。其實，這一代的在臺馬華作家，黃錦樹、鍾怡雯、陳大為、廖宏強，或孫松榮，誰不是這樣「居無定國」呢？

於是在散文集《聽寫詩人》裡，許多篇章都是臺灣馬來西亞雙鄉、臺北新山雙城互為倒影的書寫，就像木焱自己所說：「書寫台北（卻處處皆是新山的倒影）……」。卷首的〈家在新山〉即為一例。文章從晨光穿過新山八哩半新村一間木屋的窗口寫起，才沒幾段，南馬邊城陽光普照的早晨就疊上「沒有展現出一絲早晨應該有的暖意」的「灰濛濛的臺北天空」。在冬天的臺北，這篇散文的敘述主體「我」回顧他在這座城市的生命歷史：「我開始的那一天，已然是恍恍惚惚離開家園十年，來到異鄉深造並且做了三年科學研究工作的今天」，「生活在臺北的漫長日子中，醒來的時間隨著季節的嬗遞而忽長忽短。……當黑暗來臨後，回家不回家困擾著我，我的家在南洋的新山，不在臺北」。文章結尾時那「開始屬於自己的一天」的所在，又回到了柔佛海峽晨風吹拂的家鄉，新山。 〈沿著麗都海邊飛行〉的最後一句話「媽，我從臺灣回來了」，寫的也是這般情境。那一年，應該是二○○五年。

離散者在雙鄉之間穿梭，心繫何處？沒有人是一座島，離散者是「島之子」，由島至島，在城市與城市之間漂流，尋找自己的身份。二○○七年暮春，木焱在臺北，接到外婆重病的消息，於是倉促返馬。半年後，他又暫別妻子，辭去台北的工作，自臺灣飛返馬來半島，照顧罹病的父親。散文動人的地方，多在寫人──周遭的人，思念的人，寫人事流轉。朱自清的〈背影〉寫父親，琦君的〈髻〉寫母親，正是如此。木焱二○一○年三月三日的「格格不入」網誌中張貼了不少照片，其中一張是二月九日他從古來出發前往居鑾中華中學演講時與隨行父親的合影。父親望著鏡頭，靠近照相機的兒子凝視遠方，心頭所想的卻是右後方（不在視域裡）父親這些年飽受病痛折磨的身體。照片說明如是表述：

老爸如影隨形，不過一早上的車程已見疲相，自從退休後更見憔悴，我跟邦尼說：『輪到我們這一代上場了』，心中還奢望當個隨心所欲的孩子。

「心中還奢望當個隨心所欲的孩子」，投射出兒子想要時間回到自己孩童時期的欲望，讓父親停格在自己的孩童時光，不會衰老。這正是父子合照裡的「刺點」。

《聽寫詩人》寫親人、朋友、路人，也寫臺北人及臺北的詩人，包括周夢蝶、夏宇與商禽。《聽寫詩人》之題目，即來自夏宇詩集《Salsa》裡的〈聽寫〉一詩。寫這些人那些人，其實寫的是自己的生活，或關於生活的記憶。他在第一輯的〈家在新山〉中寫道：「是啊！一去便是十年。離開新山的那一年，我十九歲……」。我讀著集子裡的這些文字時，早已不是木焱書寫的「十年後」，而是十五年後，作者已從火把的青春歲月步入人生的「黃金十年」了。這十五年離散雙鄉的日常生活實踐，盡在這本薄薄的文集裡。「一天，永遠的一天」，每一篇散文都是永遠的一天，從在逃詩人到聽寫詩人，由島至島，出境入境，新山台北，Venus Café雪可屋，生活的細節如此清晰，書寫的時光卻如此遙遠。

【東方日報】24 October 2011:東方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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